一

在某个十一月的圣彼得堡，天色从清晨起便没有亮透过。涅瓦河上的雾气一直挂在空中，连冬宫的尖顶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仿佛上帝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忽然失去了耐心，随手用一块脏抹布把所有的棱角都擦模糊了。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斯米尔诺夫就住在瓦西里岛的一栋老房子里，四楼，楼梯间的灯泡已经坏了三个月，没有人来修，也没有人在乎。这倒也符合圣彼得堡的一贯作风——在这座城市里，灯泡坏了是常态，亮着才是奇迹。

斯米尔诺夫今年五十七岁，曾经在市档案局做了三十一年的文书，直到三年前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组织优化被赶了出来。说是优化，其实就是裁掉。但在这座城市里，所有难听的词都会被包装上一层糖衣，就像殡仪馆的花圈上总要写永垂不朽一样。

他的全部生活现在就剩下两样东西：一瓶每天必须喝完的伏特加，和一条叫做鲍里斯卡的狗。

鲍里斯卡是一条长毛的混种猎狼犬，毛色原本是好看的灰棕色，眼睛温顺得像两颗琥珀。三年前斯米尔诺夫从收容所把它领回来的时候，它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缩在铁笼子的角落里瑟瑟发抖。斯米尔诺夫蹲下来看了它一眼，说：走吧，跟我回家，总比在这儿强。

从那以后，鲍里斯卡就成了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陪伴。

然而半个月前，鲍里斯卡不见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斯米尔诺夫像往常一样打开公寓的门，准备带鲍里斯卡下楼散步。但门口的牵引绳还挂在钩子上，狗却不见了。他找遍了整栋楼，问遍了所有邻居，甚至去了警察局报案——当然，没有人把一条狗的失踪当回事。那个值班的年轻警察甚至笑了笑，用一种看醉汉的眼神看着他说：公民，我们这儿每天都有人失踪，您一条狗就别来添乱了。

斯米尔诺夫没有添乱。他自己去找。

他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了整整半个月。从瓦西里岛走到彼得格勒区，从涅瓦大街走到丰坦卡河边，他举着鲍里斯卡的照片，见人就问。有些人同情地摇摇头，有些人不耐烦地摆手，还有一个喝醉的码头工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哥，别找了，这年头，连人都保不住自己，何况一条狗。

第十五天的深夜，斯米尔诺夫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

鲍里斯卡坐在客厅的正中央。

它就那么端端正正地坐着，前腿并拢，后腿弯曲，尾巴平平地放在地上。屋子里没有开灯，但借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微光，斯米尔诺夫看见了它的脸。

然后他的血一下子凉了。

鲍里斯卡在笑。

不是那种狗吐着舌头喘气时看起来像笑的表情，而是一种真正的、明确的、带着某种……意味的笑。它的嘴角向上弯起，露出了牙齿，眼睛微微眯着，那个表情如果放在一张人脸上，你会说这个人正在嘲笑你。

鲍里斯卡？斯米尔诺夫的声音在发抖。

狗没有动。它就那么坐着，笑着，看着他。

然后它慢慢地转过头来。

那个转头的动作异常缓慢，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关节处发出细微的咔咔声。它的眼睛直直地锁定了斯米尔诺夫，那个笑容一点都没有变。

斯米尔诺夫后来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条狗，而是在看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坐在他客厅里的、不请自来的陌生人。

他关上了门。

二

第二天早上，斯米尔诺夫是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弄醒的。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好像有人站在你的床边，正低头看着你。不是那种被监视的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刻在基因里的警觉——你的身体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但你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他睁开眼睛。

鲍里斯卡就站在他的床边。

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客厅走进了卧室，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它的头微微歪着，嘴角依然挂着那个笑。

斯米尔诺夫猛地坐起来，后背撞在了墙上。

鲍里斯卡！你——

狗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那个笑容忽然变得更深了，深到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然后它转过身，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卧室。

它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以前鲍里斯卡走路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尾巴摇来摇去的步态，现在它走得很稳，很轻，每一步都像是丈量过的，后爪精准地踩在前爪的脚印上。

斯米尔诺夫坐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觉得这个早晨糟糕透了。

他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幻觉，是半个月来焦虑和失眠造成的。毕竟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一个人住，喝太多酒，睡眠不足，产生幻觉再正常不过。他甚至去翻了药柜，找到了半瓶过期的安神药，吞了两片。

但接下来的几天证明，这不是幻觉。

鲍里斯卡确实变了。

它的毛色在变。原本好看的灰棕色正在一缕一缕地脱落，新长出来的毛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不是黑，不是灰，更像是一种腐烂的暗褐色，像是秋天涅瓦河边那些泡在水里太久的落叶。它的眼睛也变了，原本琥珀色的瞳孔现在变得浑浊，像两颗蒙了灰的玻璃球，但奇怪的是，那双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智力——一种不该属于狗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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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斯米尔诺夫受不了的，是那个笑。

它无时无刻不在笑。吃饭的时候笑，睡觉的时候笑，甚至在斯米尔诺夫对着它说话的时候，它也笑。那个笑容从不消失，就像是被人用刀子刻在了它的脸上。

而且它总是在看他。

不是狗看主人的那种看，而是一种审视。一种评估。就好像鲍里斯卡正在判断他——判断他够不够格，判断他值不值得，判断他……配不配。

到了第五天，斯米尔诺夫终于受不了了。他需要找人说说话，需要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正常的，需要有人哪怕只是用一句你想多了来安慰他。

他敲响了隔壁的门。

三

住在隔壁的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捷尔卡乔娃，一个六十出头的寡妇，以前在纺织厂做了一辈子的女工，退休后靠微薄的养老金和养的三只猫过活。她是整栋楼里唯一还愿意跟斯米尔诺夫说话的人。

进来吧，门没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带着一种圣彼得堡老太太特有的沙哑和不耐烦。

斯米尔诺夫走进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公寓比他的更小，更暗，到处堆满了旧报纸和空罐头。三只猫蹲在窗台上，用一种近乎哲学家的冷漠表情看着他。

出什么事了？你脸色跟死人似的。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用搪瓷杯装的，杯沿有一个缺口。

斯米尔诺夫端着杯子，手在抖。他把鲍里斯卡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放下了手里的织针，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您这狗，她慢慢地开口，它是什么时候有这习惯的？出生就有这毛病，还是回家之后就发现它变得这么诡异的？

它以前不这样啊！斯米尔诺夫几乎是喊出来的，以前它长得挺可爱的，也没现在长得……这么瘆人啊……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又沉默了。这次她的沉默更长，长到斯米尔诺夫以为她睡着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他毛骨悚然的话。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它不是变了，而是……变回来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把织针放下，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也许它以前那个样子才是假的。也许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以前它不敢让你看见。

斯米尔诺夫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来，顺着脊椎一路爬到了后脑勺。

你在说什么疯话？

我没说疯话。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一种奇异的光，你知道吗，我那三只猫，它们也笑。你以为猫不会笑？你错了。它们每天晚上都对着我笑。一开始我也怕，后来我就习惯了。再后来我想明白了——它们不是在嘲笑我，它们是在可怜我。

她顿了顿，又说：在这个城市里，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谁不是在笑呢？你去街上看看，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售票员在笑，警察在笑，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也在笑。可你仔细看看那些笑，有哪一个是真的？

斯米尔诺夫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的狗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最后说，它不过是比我们诚实而已。

四

事情在第七天变得更糟了。

那天下午，有人敲门。

斯米尔诺夫打开门，看到两个穿着灰色大衣的人站在门口。他们的大衣一模一样，领口别着同样的徽章——一个他看不懂的图案，像是一只笑脸，又像是一个骷髅。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斯米尔诺夫公民？其中一个人说。他的脸很圆，很白，像一个发面馒头，笑容和善得让人不舒服。

是我。你们是谁？

我们是圣彼得堡市民精神风貌督导委员会的。另一个人说。他比第一个人高，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不动，我叫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耶夫，这位是我的同事，根纳季·谢尔盖耶维奇·乌沙科夫。我们可以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