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再晚一点，我可能就不敢来了。”她开口，声音很平，听不出悲喜。

我把烟头踩熄，火星跳了一下：“怕我变了？”

“你一直在变。”她盯着我，眼神里像有一把钝刀，“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变成你讨厌的那种人。”

我没说话，沉默像一张网，从我们之间慢慢拉开。

她忽然伸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是她的实习申请表，社区调研实习，用的是南城区某研究院的公章。

“我准备搬去南城区实习，跟那边社区调研组签了合同。”她说得很平静。

我拿着纸的手微微一僵：“这是……避开我？”

“不是。”她顿了一下，声音变得轻柔，“是躲开你可能会引来的麻烦。”

我盯着她的眼睛，忽然觉得有点陌生。那种“陌生”不是她变得冷淡，而是她开始有了自己的边界，有了明确的选择和避让，而这所有的分寸——都与我无关。

她变了。

不再是那个可以半夜敲我门、眼眶发红地说“我撑不下去了”的女孩，也不再是那个跟我在天桥下分吃一碗豆腐脑、抱怨世界太冷的人。她已经开始学着保护自己，而不是继续陪我耗在这片越来越深的泥塘。

“你要走多久？”我问，声音很低。

“三个月。”她说，“如果还安全，我回来。”

我点点头，没再挽留。

她转身走的时候，雨打在她身上，我看见她肩膀微颤，却没有停下脚步。走到门槛时，她忽然说了一句极轻极轻的话，像是风里飘过来的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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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那个从寺庙走出来的少年了，净空。”

我低下头，手一紧，把那张实习表揉成一团，扔进门口铁桶里。

火光“噼啪”燃起，在雨水里挣扎着跳动，仿佛有某段记忆被炙烤着化成灰。风吹进来，火一阵一阵地闪，像在挣扎，又像在告别。

——

我跟老六第二次见，是在江滨路那条废弃的轮胎厂。

厂房残破不堪，屋顶塌了一半，空气中弥漫着橡胶烧焦后的刺鼻味。地上残留着一张旧地图，已经被雨水浸透，边角翻卷，上面还依稀能看出“仓储区域”、“出货点”、“交接点”这些手写的字迹。

“钩哥换了接应线路。”我低声说，手指在地图上轻点着那条早就废弃的路线。

“他怕你。”老六蹲下身，看着地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