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越总会吃得一点不剩，然后抢着去洗碗，美其名曰“经济学家要优化分工”。

偶尔，他们也会搞点小浪漫。

比如在秦晔生日时，池越会偷偷买来一小束在冬天显得格外珍贵的鲜花，或者一块甜甜的蜂蜜蛋糕。

笨拙地藏在身后，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却总因为藏不住的笑意而提前暴露。

秦晔则会笑着接过，然后小心地将花养在清水瓶里，能盛开好几天。

学习之余，他们如饥似渴地观察着这个国家。

他们参观宏伟的工厂，看着巨大的机械轰鸣运转；搭乘四通八达的地铁，惊叹于地下宫殿般的艺术与实用结合；

他们也与苏联同学、教授交流，探讨计划经济的利弊、集体农庄的得失、以及工业化的巨大力量与伴随的阵痛。

“钢铁、煤炭、机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力量。”

池越在给国内旧部的信中写道，“没有这些，光有口号，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

他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应用于千疮百孔的中国。

秦晔则更关注思想与文化如何塑造社会。

“他们用文学、电影、艺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认同和信仰。”

他对池越说，“这或许和枪炮一样重要，甚至更持久。”

他广泛阅读苏联文学，思考着文学如何参与社会变革。

有一天，一位攻读物理学的苏联同学在闲聊时，向秦晔描述了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那毁天灭地的威力。

秦晔听后，深受震撼，夜不能寐。

“阿越，我们必须也要有！”他罕见地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紧迫感，

“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永远要受人威胁，刚刚得来的和平也可能随时失去！”

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借来一大堆核物理方面的入门书籍，废寝忘食地研读，试图搞懂这“终极武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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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越看着他每天对着天书般的公式和理论眉头紧锁，甚至熬出了黑眼圈，又是好笑又是感动。

“好了好了，我的大文学家，”池越最终看不下去，抽走他手里的书，将人按在椅子上。

“这东西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搞出来的。需要无数最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强大的工业基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咱们国家有四万万同胞，其中不会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他明白，秦晔这份近乎笨拙的执着，源于对祖国最深沉的忧虑和最赤诚的爱。

这比什么武器和理论都要珍贵。

正是千千万万个像秦晔这样，或许天赋和能力不尽相同，却都怀抱着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朴素而坚定的信念的人，才是未来真正的基石。

秦晔奋斗了一段时间，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不是搞物理的料，沮丧地放下了那些天书，眼神里满是遗憾。

池越看着他的样子，沉默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