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香港，神农系总部的玻璃幕墙映着维多利亚港的晨雾，沈敬亭将一份人事报告放在赵国强案头时，指尖还沾着新印的油墨。

“赵生，这是各子公司汇总的事务清单，林秘书和陈秘书，还有三个年轻人，已经连轴转了三个月，夜里的电报能堆成小山。”

他翻开报告，密密麻麻的条目里，既有东南亚别墅订单的技术对接，也有黑礁岛科研设备的进口报关，更有深圳各项目的政策申报，“再不添人手，她们都熬不住了。”

赵国强摩挲着报告边缘，视线掠过“电器厂芯片研发进度”“神农医馆新药临床试验”等条目，确实是分身乏术。

他旗下的产业已如藤蔓般延展——从香港的地产、拍卖行，报纸，粮肉铺，电器、服装饭店到深圳的汽车、电器，再到海外的投资与贸易，还有黑礁岛的造船厂，每日经手的文件能装满两个公文包。

“公开招考吧，”他抬眼，目光落在窗外盘旋的海鸥，“要懂双语，会办公自动化，最好对制造业或金融业有涉猎。”

消息一出，香港的写字楼与高校里瞬间掀起波澜。

神农系的名号早已是业界标杆，能进入核心团队，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

报名截止当日，人事部收到近千份简历，经过三轮筛选，二十份档案最终送到赵国强面前。

复试设在总部顶楼的会议室，落地窗外是鳞次栉比的摩天楼。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周曼琪，二十四岁，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穿一身月白色西装套裙，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利落。

她身高一米七二，长发松松挽成髻，露出天鹅般的脖颈，递简历时指尖涂着豆沙色指甲油，眼神却锐利如锋：“赵生，我在伦敦实习时，曾参与过汇丰银行对东南亚制造业的授信评估，贵司深圳汽车项目的资金模型，我认为还有优化空间。”

赵国强挑眉，指尖点向她简历上的一篇论文：“你说的‘动态贴现率’，具体怎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