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地引用了报道中的部分核心事实，并配发了措辞含蓄的评论，

呼吁“有关方面应重视舆情，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

尽管措辞委婉，但无疑将事件的影响力扩大了数倍。

紧接着，一两家在知识界颇有声望的报纸，

如《大美晚报》等，也开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不再纠缠于具体细节的真伪，而是从“战时道德”、

“民族气节”、“舆论监督的必要性”等更高层面发声，痛斥发国难财和资敌行为，

客观上为《明镜》的报道提供了学理和道义上的支撑，将其提升到了公共议题的高度。

租界的无线电广播中，也开始出现相关的讨论节目，

虽然主持人用语极其小心，但话题本身已足以引发更广泛人群的关注。

一股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国贼”的舆论浪潮，开始在孤岛上空凝聚、翻滚。

电话打入报馆，信件寄往社团，私下里的议论更是沸反盈天。

“明镜通讯社”这个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

第三波反击：气急败坏的污蔑与反扑

《明镜》投下的这颗炸弹，显然精准地命中了目标。

青瓷会及其掌控的舆论机器，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慌乱后，迅速组织起凶猛的反扑。

次日上午，几家背景可疑、素以言论激烈亲日或唯利是图着称的小报，

如《沪上快闻》、《商业日报》等，同时在显要位置刊出长篇累牍的“驳斥”文章和“严正声明”。

它们的攻击策略极其恶毒且模式化：

1. 污蔑源头，人身攻击：文章极力贬低“明镜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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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来历不明、藏头露尾的皮包机构”，指责其“人员背景复杂，多有前科”，

是“某些别有用心势力蓄意培植，旨在破坏我抗战大局、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组织”。

它们甚至影射“明镜”与“日特”或“共党”有染，试图从政治上将其彻底搞臭。

2. 指责捏造，混淆视听：声称《国难财背后的幽灵》一文“内容纯属捏造，

毫无事实依据”，是“居心叵测之徒为博取眼球、牟取私利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它们避重就轻，绝不正面回应报道中提出的具体疑点（如钨砂案、军用电台流向等），

而是笼统地扣上“捏造事实，破坏抗战”的大帽子。

3. 煽动情绪，倒打一耙：将这些媒体的反击包装成“扞卫抗战正义”、“维护上海稳定”的“义举”，

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明镜”产生厌恶和排斥，将真正的揭露者歪曲成“破坏分子”。

4. 威胁恐吓，暗示后果：文章末尾，往往带有赤裸裸的威胁，

声称“对于此种恶意造谣、诽谤中伤之行为，本社（报）已提请租界当局严查，

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暗示“背后主使必将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