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似乎是什么东西摔碎了的声音，孩子的哭声更响了。

马桂芳和吴师傅对视一眼，无奈地摇摇头，显然对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

“是三车间的刘大头家，”马桂芳低声对晓燕说，“厂里今年订单少，工资都发不全，好多家都难…两口子天天吵。”

晓燕心里沉甸甸的。她从“林记”的小小成功里抬起头，才更清晰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弄潮儿。更多的，是像吴师傅、刘大头这样，被时代的洪流冲刷着，在固有的体制和艰难的现实间挣扎求存的普通工人。

离开筒子楼时，晓燕在楼道口遇到了王彩凤。她刚从省城回来没多久，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但眼神里却带着一种疲惫的亮光。

“彩凤姨！弟弟怎么样了？”晓燕赶紧问。

“稳住点了，住了半个月院，花了小一千…命算是保住了。”王彩凤说着，声音沙哑，“学校给募捐了点，厂里工会也补助了五十块…剩下的，俺慢慢挣，慢慢还。”她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空饭盒和几件要洗的衣服，显然是刚从医院伺候儿子回来。

“钱不够您一定说话！”晓燕拉住她的手，“店里现在挺好的，您别太省着自己。”

“哎，哎，谢谢你，晓燕。”王彩凤感激地点头，“就是这来回跑…车费也贵，请假多了，芳姐那边也忙…”

生活的重担，清晰地压在这个中年妇女佝偻的背上。但为了儿子，她仿佛有使不完的韧劲。

傍晚，“林记”收工后，晓燕推着自行车出来，看到农机厂下班的人流。工人们穿着沾满油污的蓝色或灰色工装，脸上带着疲惫，推着自行车，三三两两地走出厂门。广播里播放着下班号和高亢的进行曲，但与工人们沉默疲惫的神情形成了某种对比。

厂区门口的黑板报上，用彩色粉笔写着“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标语，旁边贴着几张“安全生产月”的宣传画。几个年轻工人围在公告栏前，看着上面新贴出的“部分车间轮流放假通知”和“鼓励职工停薪留职自谋出路”的暂行办法，议论纷纷，脸上有担忧，也有跃跃欲试的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