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风云再起，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承烨立于御阶之下，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比上一次廷议时更为沉重。这一次，争论的已不是一策一略的得失，而是道路与方向的选择。

面对如此汹涌的攻势，傅先生等人的辩护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们可以论证漕运新策的实效，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整个士林阶层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在保守派气势大盛，几乎以为胜券在握之时，一直沉默的裴砚，终于缓缓开口。他没有直接回应那些慷慨激昂的奏疏，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直未曾出声的承烨。

“太子，”皇帝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无形的威压，“众卿所言，你已听闻。增设讲席，刊印杂学，引动如此物议，你，可知其因？”

又是一次御前问对，而且是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下。

承烨深吸一口气，出列行礼，声音依旧清朗，却多了几分沉凝：“回父皇，儿臣知晓。”

他没有回避，直视着那些投来的或质疑或敌视的目光，缓缓道：“诸位老大人忧心圣学不彰，担心士风败坏，此心可昭日月，儿臣感同身受。”

先予肯定，缓和气氛，这是他一贯的策略。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坚定起来，“儿臣以为，诸位大人所虑，或许……并非源于‘格物’本身，而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抗拒。”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这已近乎直接指责那些重臣名儒心胸狭隘了！

“狂妄！”立刻有老臣出声呵斥。

承烨不为所动，继续道：“圣人制礼作乐，亦需考察器物，度量权衡；周公营洛，岂能不通地理水文？《周礼》考工，记载详备；《禹贡》分州，明列物产。可见先王先圣，从未将明理与察物截然分开。何以到了今日，探究万物运行之理，改进利国利民之器，反倒成了‘末技’，成了‘坏人心术’？”

他引据经典，将“格物”与先王之道相联系，有力地回击了“舍本逐末”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