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安匆匆喝下一碗豆汁，就着咸菜丝吃了两个焦圈，便背上书包赶往学校。

书包的夹层里，那本用《曾文正公家书》封皮包裹的“禁书”，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

那是昨天苏清墨悄悄塞给他的，一本鲁迅的《呐喊》。

他昨夜在灯下匆匆翻看了几页，《狂人日记》里那些“吃人”的字眼，《药》里那人血馒头透出的冰冷绝望，像一根根钢针，扎进他的意识深处，带来一种混杂着战栗与明悟的刺痛。

他几乎一夜未眠，脑中翻腾着那些犀利的文字，与秦先生“危行言孙”的告诫，与苏清墨关于《国悲》的建议，与鲁建国、孙承宗课堂上的沉重，与市井的喧嚣、东安市场的浮华，交织碰撞，嗡嗡作响。

上午的课程是国文和英文，林怀安有些心不在焉。

刘先生今日讲解韩愈的《师说》，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铿锵之声，在他听来，与《呐喊》中那些沉默或呐喊的灵魂，形成奇异的回响。

传什么道？

授什么业？

解什么惑？

这“惑”，是个人的迷惘，还是时代的病症？

他有些恍惚。

下午，是理科班的物理实验课。

中法中学的理科教育素来扎实，尤其重视实验。

物理实验室在教学楼西侧一栋相对独立的小楼里，青砖灰瓦，窗明几净，算是学校里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

负责实验课的，是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年轻讲师唐绍仪先生。

唐先生三十出头，身材高瘦，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熨帖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一点江浙口音，语速很快，对实验操作要求极为严格，学生们私下里称他为“唐精确”。

今日的实验内容是“验证牛顿第二定律”，需要使用气垫导轨、光电门、计时器等相对精密的仪器。

这些设备大多是学校从德国或日本购置的，在当时的中学生里堪称奢侈。

唐先生将全班分成几个小组，详细讲解了实验原理、步骤和注意事项，尤其强调了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误差分析的重要性。

“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其根基在于观察与实验。”

唐先生站在讲台上，镜片后的目光锐利，“‘格物致知’，此‘格物’，在今日，便是这实验室中的一次次测量、计算、验证。

不可有丝毫马虎，不可想当然。

一个数据错了，整个结论就可能南辕北辙。

记住，在科学面前，没有大概、可能、差不多，只有是，或者不是，以及误差范围。”

林怀安、马文冲和刘明伟分在一组。

林怀安的文科思维对复杂的公式推导有时感到吃力，但动手操作和逻辑推演，他并不逊色。

马文冲则是对物理颇有兴趣，操作起来有板有眼。

刘明伟则有些手忙脚乱，对着那些闪着金属冷光的仪器，显得有些畏惧。

“怀安，你负责释放滑块和启动计时器。

文冲，你记录光电门的数据。

明伟，你帮我扶着导轨，别让它晃动。”

林怀安分配着任务，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实验上。

那些纷乱的思想，那些沉重的文字，似乎暂时被这需要高度专注的物理世界隔离在外。

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

气垫导轨需要调到绝对水平，滑块的运动要近乎无摩擦，光电门的对齐要极其精确，计时器的触发要灵敏可靠。

他们反复调整，记录数据，计算，再与理论值比较，总是存在或大或小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