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智库，每月举办闭门研讨会。”周影点开另一份资料，“邀请名单里有官员、学者、企业家。研讨会的纪要从来不公开，但每次会后，相关政策领域就会出现‘微调’。比如，去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力度原本计划更大，但闭门会后，最终出台的方案温和了许多。”

秦赐看着屏幕，后背发凉。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研究，这是政策预判和影响。这家智库，可能在扮演“旋转门”的枢纽角色：把内部的政策动向，通过“研究”的形式，传递给特定外资企业；同时把外资企业的诉求，通过“建议”的形式，反馈给政策制定者。

而这一切，都在“学术交流”“政策研究”的合法外衣下进行。

“这家智库的负责人是谁？”

“叫吴明远，六十二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但他背后还有一个人——智库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郑国雄。”

秦赐一愣。这个名字他听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郑国雄，六十八岁，五年前从某部委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担任三家企业的独立董事，五家智库的顾问，还是两家境外基金会的‘特别顾问’。”

周影调出一张关系图。以郑国雄为中心，放射出十几条线，连接着企业、智库、基金会、退休官员俱乐部。

“我们内部，可能真有‘影子’。”周影低声说，“而且不止一个。”

那天晚上，秦赐失眠了。他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夜空。这座城市太大，太复杂，有太多看不见的战线。

第二天一早，他收到一份加密文件。发件人是杨胜利，标题是：《关于某些智库异常活动的内部调研报告（初步）》。

报告正文很简短，但附件很厚。秦赐翻看着，越看心越沉。

报告指出，某些智库以“政策研究”为名，实则成为利益输送和信息交换的平台。其资金来源复杂，境外占比过高；其研究成果有明显倾向性，常为特定外资企业发声；其闭门研讨会的参与者身份敏感，存在泄露政策机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