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天下午他回家照镜子，脸色发青，眼窝陷了下去，嘴唇没什么血色。他爸夹着菜的手顿了一下：“你最近咋回事？瘦了一圈。”刘洋低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夜班没睡好。”他妈端汤的手停了停，看了看他，没再追问。

第九天夜里，店里出了事。

那天夜班他从九点坐到了凌晨两点，VCD里的碟片放完了，电视屏幕上只剩一片蓝光，沙沙地响。他刚要起身换碟，门口的风铃忽然响了。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拨动。

门推开了一条缝。一只瘦长的手先伸进来，然后是一个光秃秃的脑袋。进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夹克，袖口磨得发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劣质白酒和隔夜菜混在一起的酸臭味。他走路有点晃，眼睛却亮得不正常，像是喝了很多但脑子还撑着最后一根弦。他绕着店堂走了一圈，在摆纸扎的那排货架前面停下来，用手指拨了拨一个童男纸人的领口，然后又晃到柜台边，忽然凑近了刘洋的脸。

“小兄弟，”他咧嘴笑了一下，一股酒气扑过来，“新来的？”刘洋往后仰了仰，点头。那人嘿嘿笑了两声，声音干哑：“一会儿有人来买东西，你给我返点，咱们三七开。”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比了个三，“你三，我七。”

刘洋知道这种人是做什么的。白事行当里管他们叫“大了”，就是专门替事主操办丧事的中间人，跟寿衣店、纸扎铺、殡仪馆都有勾连，吃的是两头回扣。老板娘提过，虽然话里话外带着嫌弃，但也没拦着让他别理。刘洋想了想，点了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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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高兴地拉过一把凳子坐下，开始跟他扯闲篇。说自己干了十多年大了，方圆十里哪家死人他都能拉上活，又说这行赚钱靠的是人情，得会说话、会看脸色。他说着说着笑了，说：“你小子有前途，一看就灵光。”刘洋正听得有点入神，那人说话的声音忽然停了，像录音机被人按了暂停。

刘洋抬起头。那人的表情变了，刚才还在咧嘴笑的脸忽然僵住了，嘴角慢慢放平，眼睛眯起来，瞳孔缩得极小，像一只猫看见了什么东西。他直愣愣地盯着刘洋，盯了很久，然后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一大步，腿弯撞在货架上，架子上的纸扎晃了一下，一个纸人的脑袋歪了歪。

“叔，你咋了？”刘洋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