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工作进行到第十天，一个特殊人物进入了协助小组的视线——住在村西头小院的孙景尧。

孙景尧是个外乡人，不是上岸渔民，是渔村建设的时候主动来落户的，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孙先生”。

他五十来岁，面容清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平日里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说话文绉绉的，带着几分省城人的斯文。

据说他以前在长沙做过小职员，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后因为战乱商行倒闭，便回到祖籍渔村——村里有他一位远房堂叔，算是沾了点亲戚关系。

孙景尧深居简出，很少和村里人来往，每日只是闭门在家，偶尔会帮村民写写书信、对联，换点口粮度日。他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院门口种着几株兰草，与渔村常见的杂乱院落格格不入。

这样的“与众不同”，在平静的日子里或许只是让人觉得“孤僻”，但在“清理积案”的风暴中，却成了“可疑”的代名词。

一份匿名检举材料送到了村公所，纸上的字迹潦草仓促，只写着寥寥数语：“举报孙景尧，来历不明，经常关着门在家捣鼓东西，半夜能听到他屋里收音机有奇怪的声音，疑似与特务联络，请组织严查！”没有署名，没有具体证据，只有凭空的猜测和怀疑，但在这个敏感时期，这样的举报足以让协助小组不敢掉以轻心。

刘满根当即让人去请孙景尧来村公所问话。半个时辰后，孙景尧提着一个蓝布包袱，缓步走进了偏房。

他依旧穿着那件旧长衫，步履沉稳，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只是在看到屋里的几人时，微微颔首示意，神色平静得有些反常。

“孙景尧同志，请坐。”刘满根指了指旁边的竹椅，“今天请你来，是有些情况想向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就好。”

孙景尧坐下，将蓝布包袱放在脚边，轻声道：“各位同志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周铁山坐在主位，目光锐利地盯着他：“孙景尧，你以前在长沙哪个商行工作？具体做什么职务？为什么会回渔村？”

“民国二十八年，我进入长沙‘裕丰商行’做账房先生，主要负责记账、核对账目。”孙景尧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民国三十六年，商行被战火波及，货物烧毁，老板跑路，我无处可去，想起渔村有位远房堂叔，便来投奔，一直待到现在。”

“你说你是做账房先生，有什么证明吗？”周铁山追问。

孙景尧从蓝布包袱里拿出一份折叠整齐的纸，递了过去：“这是商行当年给我开的离职证明，盖有商行印章，还有我在长沙居住时的户籍证明复印件，上面有派出所的印章，各位可以查验。”

周铁山和刘满根接过证明，仔细翻看。离职证明上的字迹工整，红色的印章清晰可辨，户籍证明也符合当时的格式。两人对视一眼，又继续问道：“有人举报你经常闭门不出，在家捣鼓东西，半夜收音机有奇怪的声音，你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