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保密性。这项“私掠”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gcd拥有强大的地下情报网络和群众基础，在人员甄别和行动保密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将一批批可靠的“水手”，送到海外的秘密基地，进行训练和接收。而这些，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国民党政府，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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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平衡。

通过这次合作，沈知渊再次向延安方面，释放出了巨大的善意，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战略互信。

同时，他也借此，向蒋中正，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沈知渊，是一个坚定的抗日者，我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我没有兴趣，介入你们两党之间的内部纷争。

这种超然于党派之争的立场，能让他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

十天后，一封由周副主席亲笔签发的，最高等级的加密电报，从延安，发往了中共南方局。

电报的内容很短，只有几行字：

“兹选派我党优秀指挥员，李劲同志，率领三百名，有内河航行经验，政治可靠，作战勇敢的指战员，即刻出发，分批秘密前往香港。抵达后，听候一位代号为‘船长’的同志的统一指挥，执行一项代号为‘惊涛’的，绝密任务。”

“此任务，关系到我党我军，乃至全国抗战之大局，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

与此同时，在南太平洋上，一个无人知晓的，荒凉小岛上。

十几艘刚刚从美国西海岸，经过伪装和改造的万吨级货轮，正静静地停泊在一个天然的深水港里。

大卫·科恩，正指挥着一群从世界各地招募来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紧张地，在这些货轮的甲板上，安装着一门门，崭新的，泛着金属寒光的，75毫米舰炮。

而在另一边，沈知渊从施耐德公司，“借”来的一个技术团队，正在调试着一套，他们从未见过的，充满了未来感的，短波无线电通讯系统。

按照沈知渊的说法，这套系统，同样是“外星遗产”的一部分。

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点对点的，加密通讯。其强大的抗干扰能力和保密性，是这个时代任何窃听技术，都无法破解的。

这套系统，将成为未来那支“海上游击队”的，中枢神经。

沈知渊看着眼前这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他的眼中，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南中国海的万顷碧波之上，一面面红色的旗帜，将如何成为所有日本船只的，噩梦。

一场，由他亲手导演的，更大规模的，海上破袭战，即将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