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书房落地窗斜斜地照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叶飞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几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报纸的日期都是最近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不少段落。

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一本黑色皮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笔记本的页面已经写满了一大半，字迹工整而密集，有中文，有英文，还有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缩写。

窗户半开着，但叶飞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新闻报道上：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20%……”

“上海市政府宣布浦东开发研究小组成立，将着手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文化部召开座谈会，探讨新时期文艺创作方向，鼓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电影制片厂体制改革试点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启动……”

叶飞的目光在这些标题和内容间来回移动，铅笔在指尖轻轻转动。他知道这些报道意味着什么——不是作为这个时代的普通读者，而是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人，一个知道历史走向的人。

八十年代中后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特区从试验走向推广，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增多，文化领域开始松动，电影、出版、艺术等行业的体制变革悄然启动。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方向：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中国市场正在形成。

而他，正好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

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

“进。”叶飞头也不抬地说。

林依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她今天穿着米白色的衬衫和深色长裤，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看起来干练而专业。

“叶少，这是您要的内地文化产业政策汇编。”她把文件放在桌上，“杨社长帮忙整理的，都是最近半年发布的新文件。”

叶飞抬起头：“杨社长来了？”

“在楼下客厅，说顺便来看看您。”林依诺说，“要不要请他上来？”

“不，我下去。”叶飞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正好有些事想当面请教他。”

两人一起下楼。客厅里，杨琪正坐在沙发上喝茶。这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今天穿得很随意——浅灰色的夹克，深色长裤，手里端着一杯龙井，正悠闲地看着墙上挂的一幅水墨画。

“杨社长。”叶飞走过去，伸出手。

“叶飞啊，不用这么客气。”杨琪站起身，和他握手，笑容温和，“我就是路过，顺道来看看。最近怎么样？听说你又拿了个格莱美？”

“运气好。”叶飞在他对面坐下，林依诺去准备新茶。

“这可不是运气。”杨琪摇头，“《东风破》那张专辑我听了，确实好。能把中国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结合得那么自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你用中文歌在国际上获奖，意义重大啊。”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北京那边有些领导也注意到了。文化部的李副部长上周开会时还提到了你，说‘那个香港的年轻音乐人，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叶飞心中一动，但表情依然平静：“这是对我的鼓励。但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谦虚是好事。”杨琪喝了口茶，话锋一转，“不过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祝贺你。王义同志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托我问你几个问题。”

“王司长？”叶飞坐直身体，“请说。”

杨琪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开：“第一个问题：你对内地文化市场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