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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 道 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人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积聚财富、尽情消费、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如若没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我们就无法生活,也无法做出决策。针对以上问题,每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一套共同的信念。可见,个人需要为了某种目的而活,社会亦如此。换句话说,每个社会群体都要向其成员灌输某种价值观,由此赋予生命意义。

尼采总结道,每个社会都向其成员提供一套“理想”。古代文化号召人们为上帝(或神明)、家庭、部落或民族而活。现代社会推翻了宗教与传统权威,以理性与个人自由取而代之。尼采虽剑指现代文化,却也注意到一切文化(即使自诩“世俗”)都提倡绝对道德和超验价值,并声称人们拥有价值和意义的基础是遵守这些理念。从圣经意义上说,这些文化理念其实就是偶像,而非“好点子”这么简单。它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又被近乎宗教崇拜的狂热推向极致，它们被认为可以带给人幸福和满足感(救赎的世俗版本)。所有人都必须服务于这些理想,凡对此理想不屑一顾的人都将被弃绝。因此,古代文化排斥不信神明之人,现代文化则排斥任何偏执或敌视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人。

如果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请记住,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群体偶像则过分强调某个值得称颁的文化特质并将其绝对化。所以,每种文化所推崇的价值都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扭曲了工作观。那些希望能够忠诚、出色工作的基督徒必须辨别他们工作环境中的偶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那么有哪些是群体文化偶像呢?我会对西方历史上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所盛行的偶像进行概述,但鉴于仅是概述,势必会有以偏概全之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会遇到这些文化偶像的混合物,因为这些偶像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几代先驱、英雄、领袖,以及主流机构的革新者。

传统文化的偶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古今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有道德标准,而人们主要通过传统和宗教去理解这些标准。透过权威人物,如父母、牧师和统治者,人类智慧一代代传承下去。这种文化教育其成员:他们只有忠于自己的社群并在其中担当责任作为子女、父母以及作为部落和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在这样的文化中,家庭、种族和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中会发生“荣誉谋杀”的原因,即如果家庭中的一员令整个家族蒙羞,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可以将其杀害。这种偶像崇拜也解释了一些文化几乎不支援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原因。这也是日本兵在二战中鄙视盟军俘虏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把个人生死看得高过国家荣辱,所以不会为国捐躯。西方社会几乎不可能理解这些做法。

在西方社会,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偶像作斗争。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人之所以会将自己部落或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部落或民族之上,是因为心中的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天大的不安全感”。这种通过种族主义反映出的不安全感支撑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站在道德至高点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我们看不起其他种族,我们自认为优越。这个偶像很容易导致残酷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维护国家安全或文化和种族的纯洁便成为终极目标,使得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镇压成为合理行径,或至少可以漠视少数族群的困境。

在更传统的地方和文化中,工作深受这些偶像的影响。种族偶像可能让很多企业将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员工及其观念拒之门外,这对公司的竞争力和创造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民族主义的偶像使得实业家支持军国主义,在当时看来这是爱国的行为,但最终会在历史上让自己声誉扫地。

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把那当做偶像。这对企业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很传统,它一直不接受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薪酬而跳槽,或是公司为了维持利润而让员工下岗。直到上个世纪未,日本人的理想是拥有一份可以工作一辈子的职业,即员工一生待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传统文化中,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认为自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员工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薪酬,而是公司的地位和声誉。

不难看到,强调忠诚度和社会稳定有其益处。不过,这也可能导致当工人受到剥削时,他们提出加薪或提高社会福利等(西方社会认为的)合理要求会遭到社会谴责。这也可能导致在经济低迷时期的经济危机。1992年经济衰退时,《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不裁员的理念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文章解释了美国公司如何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裁员更快复苏。日本这种不让公司裁员的文化导致许多公司彻底倒闭,甚至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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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的偶像

西方社会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科学和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运动的兴起,现代社会废除了宗教、部落和传统偶像,以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取而代之。

“理性”这个概念包括几个要素。其中一个是进步的理念,对此,我们从人类科学技术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可见一斑。现代社会认为“科学和技术的传播会带来快乐,而这个理念也塑造了历史和政治”。科学通过严谨的方法验证其结果,而非倚靠感觉。按照现代世界观,任何事物必定都有一个自然的、因而也是物理的原因。这一观点仍具有巨大的文化权威性。大多数人要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就要根据“科学证据”,因为科学论证被看作是客观的和无懈可击的。这里隐含的是,若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就能够回答、解决所有问题。现代文化不再倚靠古人的智慧或宗教权威的启示,除非是有选择性的、私人的“精神”安慰。为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只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人类的逻辑思维。

与这种对人类理性寄予极高希望密切相关的,是将个人自由绝对化。现代社会不再认为世界拥有统一的、所有人都应当服从的道德规范。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他或她想要过的生活的权利是至高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唯一的道德错误是阻止他人选择他们自己认为充实的人生。这意味着,最终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或理由能够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这就将“选择”神圣化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现代文化的偶像对工作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欲望,以服侍更高的权威,例如上帝、家庭和他人,并以此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和欲望至高无上。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给工作在人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带来变化:如今工作变成实现自我的方式。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是由出身或习俗所决定,每个家庭在社会中“各居其位”，个人才华、抱负和辛勤工作无法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就。而现代社会却又过于看重个人的自主。哲学家费里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新个人主义对工作的影响:

在权贵(传统)世界观中,工作充满瑕疵、颇有奴性,实际上是为奴隶所预备。而现代社会认为工作是实现自我的舞台,不仅可以提升自我,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工作成为界定人类意义的一项活动......人类的目的是通过改造世界而创造自我......

因此,现代个人主义的偶像往往将本是美好事物的工作高抬为人类救赎的一种方式。同时,现代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偶像通过追求不断升高的产值而给人造成压力,这也增加了工作的经验。十九世纪末,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创立了“科学管理”,又称为生产的“合理化”。这就是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商业流程中,从而将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实例.

当时,使用泰勒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厂中的工人对此很愤怒。他们认为这是非人化的管理,因为他们被完全剥夺了个人判断和行动的权利,每日像奴隶般地工作。泰勒的科学管理强调对每项流程进行简化及标准化,每个环节都以绝对统一的方式完成。很多人认为这是机械工作方式。泰勒式科学管理的最着名的批判者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认为将工作极端理性化的确是对待工人如机器齿轮一般。他写道:“若让一台机器发挥最佳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仅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断重复、尽量简化......但人是一台设计非常糟糕的机器。人类的过人之处在于......协调。人类善于将感知与行动连在一起。只有当整个人肌肉、感官和心灵都调动起来,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将其能力发挥到极致。

现代文化的偶像是否给我们今天的工作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其中可能会有正面因素,但最终答案是否定的。与古代文化相比,现代文化的偶像确实赋予了某些工作更大的尊严,从这点来看,它与圣经的工作观更为接近,但却在很多方面“过犹不及”。如今,我们的效率和生产力都有了飞跃,但代价也很大。从我祖父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看到现代文化给工作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我的祖父1880年出生于颇具传统文化的意大利,他是陶匠之子。他告诉他的父亲,他不想子承父业。然而家人告诉他,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不可能从家族行业之外得到任何一份工作,甚至不可能搬到另一个村庄。于是,他在1897年移居美国,来到了这个比家乡更加现代、拥有家乡所无法想象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祖父开始在纽约的地铁工地作工,这里的工作强度简直无法想象,且没有配套的安全保护措施。这在家乡也是无法想象的。后来他在一次事故中几乎失去一条腿,于是他搬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在那里靠着自己的力量开了一间肉铺,这在家乡的村庄也是无法做到的。他在新的国家找到了自我。回顾他的一生,他一直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被释放,被打压,也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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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学家尼采发表其着作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世界大战以前,尼采曾宣称,科学必然会带来人类进步的观点实则是一个偶像——一种新的类似宗教的信仰,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某一事物是什么,却不能回答它应该是什么。人类既可以善良、无私,也可以残忍、暴力,而科学只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他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只会轻易地借着核冲突、生态灾难,或使用科技控制社会的独裁者把我们带进惨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