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正县的一个山村，保长老李头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人。他当保长不是自愿的——原来的保长被抗联处决后，日本人指定他接任，不干就杀全家。一个月前，第三军的政工干部秘密找到他。

“李大爷，我们知道你的难处。”干部很客气，“不让你公开抗日，只要你行个方便。鬼子来征粮，你提前一天在村口老槐树上挂个破草帽，我们就知道要来人。我们的人受伤了，你帮着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将来赶走了鬼子，这些我们都记着。”

老李头犹豫了三天，答应了。从此，这个村子成了抗联的秘密交通站。鬼子来了，全村统一口径“没见过八路”；抗联来了，热炕头、热饭菜准备好。老李头还发展了两个甲长，三个甲变成了“红色甲”。

到一月底，仅第三军防区内，这样的“两面村”就发展到四十多个。有的村子甚至更进一步——白天是伪满的“模范保”，夜里抗联的识字班、民兵训练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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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春节。

往年的春节，根据地虽然艰苦，总要想法子包顿饺子。但一九四二年的春节，于凤至下达了特殊命令：各部队不得大规模聚餐，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群众家里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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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抠门。”她在给各军的通知里写道，“是要让战士们和老百姓过一个真正的‘团圆年’。吃百姓一碗饺子，要记住这碗饺子的分量；睡百姓一铺炕，要懂得这铺炕的温暖。军民鱼水情，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地同吃同住。”

王栓柱的第二军把这道命令执行得最彻底。干翁的第六师直接解散了营级建制，以排为单位，分到二十多个村庄。战士们帮着老乡劈柴、挑水、修房子，老乡们把珍藏的白面拿出来，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

在碾子山下的张屯，干翁自己就在老乡老张家过年。炕桌上摆着白菜猪肉馅饺子，还有一小碟炸花生——这是老张儿子冒雪走了三十里路，从镇上换回来的。

“师长，您吃。”老张把饺子往干翁碗里夹，“你们打鬼子辛苦了。”

“大爷，是你们辛苦了。”干翁认真地说，“没有你们支持，我们早饿死冻死了。”

老张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憋了半天，鼓起勇气问：“干师长，我能当兵吗？打鬼子！”

干翁看看老张。老张沉默半晌，点点头：“去吧。跟着干师长，爹放心。”

那一晚，第二军各部队在群众家里过年，收到了三百多个这样的参军请求。都是青壮年，都是自愿的。

“这才是根基。”王栓柱在给指挥部的报告里写道，“鬼子占的是地盘，我们得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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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抗联的“两面政权”计划顺利推进时，南方的战报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

二月三日，徐建业拿着一叠电报走进指挥部，脸色凝重。

“太平洋战场，日军势如破竹。”他把电报按时间顺序排列，“十二月攻占香港，一月入侵马来亚、菲律宾，二月...新加坡快要守不住了。”

于凤至一张张看着。电文里那些地名：威克岛、关岛、拉包尔...都是另一段历史中熟悉的败退之路。日军在太平洋的闪电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美荷的殖民地纷纷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