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病房，躺回床上，陈远身体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大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亢奋。阿勇的声音，那些充满威胁和掌控欲的话语，还在耳边嗡嗡作响。他像一只突然被投入陌生牢笼的困兽，虽然暂时没有被撕咬，却清晰地嗅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更加浓烈的危险气息。

李静没有多问，只是细心地给他倒了杯温水，然后默默坐在一旁，低头缝补着小宝一件开线的外套。她的沉默里，藏着比言语更沉重的担忧。小宝似乎也感到了父母之间那种压抑的气氛，不再玩闹，安静地趴在妈妈腿边，摆弄着一个缺了轮子的玩具小车。

王芳在傍晚时分回来，手里提着一袋水果。她进门后，目光迅速扫过陈远，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眉宇间那份尚未完全散去的紧绷和更深沉的凝重。她没有立刻询问，只是如常地将水果放下，和李静聊了几句天气和孩子，然后才看似随意地看向陈远：“陈大哥，下午出去透气，感觉怎么样？”

陈远迎上她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关切，有探询，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等待。他知道，王芳在等他主动说点什么，关于那个“单独出去一趟”。

说，还是不说？

阿勇严厉的警告——“别跟那个社工多说，她路子野，心思多”——像一道冰冷的闸门，横亘在他喉咙里。告诉王芳，意味着违背阿勇的直接命令，可能立刻招致报复，而且可能将王芳也置于更危险的境地。王芳的“路子野”或许能帮到他，但也可能激化矛盾，让阿勇那伙人狗急跳墙。

可是，不告诉王芳，他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王芳是他目前唯一能信任、也有能力提供一定帮助的外部依靠。隐瞒意味着切断这条重要的信息和支持通道，他将独自承担所有压力、决策和风险。而且，万一他出事，王芳不知内情，连基本的接应和后续应对都会陷入被动。

成年人的抉择，往往没有两全其美，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此刻，陈远面对的“两害”，都沉重得足以压垮他。

他看着王芳，又看看一旁低头做针线的李静和懵懂的小宝。最终，他决定，说，但要有选择地说。他不能完全切断与王芳的联系，但也不能将阿勇来电的所有细节和盘托出，尤其是那些涉及核心威胁和明确警告的部分。

“下午……接了个电话。”陈远开口，声音依旧沙哑，但努力保持平静。

李静缝补的动作停了下来，抬起头。王芳眼神一凝，身体微微前倾。

“是……那边的人。不是孙建国。”陈远斟酌着词句，“他自称‘阿勇’。”

“阿勇？！”王芳低呼一声，脸色骤变，“他真的联系你了？他说了什么？”

“他……他问我短信里说的‘不该见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陈远避开了阿勇警告他远离王芳和警方的内容，“我按之前想的，说了些模糊的片段。他好像……很在意。然后，他问我孙建国是不是找过我，给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