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认真地听着，眼镜后的眼睛紧盯着祁同伟，似乎在判断这番话背后的深意。

“基于这些情况，”祁同伟合上文件，直视李达康，“上级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可以考虑到欧阳菁同志主动说明、积极退赔的情节，给予从宽处理。”

他顿了顿，观察着李达康的反应。这位以强硬着称的省长此刻嘴唇微抿，喉结轻轻滚动，显然内心并不平静。

“具体的处理意见是：给予欧阳菁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金融系统，安排到省参事室工作。”祁同伟一字一句地说，“至于城市银行的违规贷款问题，会另案处理，继续深入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客厅里一片寂静。挂钟的滴答声仿佛被放大了，每一声都敲在人的心上。

李达康深吸一口气，缓缓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波动——祁同伟注意到，李达康的手在微微颤抖。

“同伟书记，”李达康重新戴上眼镜，声音有些沙哑，“这个处理意见…是最终决定吗？”

“还需要走程序，但大方向已经定了。”祁同伟说，“明天上午，钟小艾同志会正式与欧阳菁同志谈话，告知处理决定和相关要求。”

李达康沉默了很久。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祁同伟。夜色透过玻璃窗映照进来，在他身上勾勒出孤独的轮廓。

“我…”他开口，又停住，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我以为这次…欧阳她…”

“达康省长，”祁同伟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组织对干部的处理，从来都不是为了处理而处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基本原则。欧阳菁同志犯了错误，但她的态度和行动表明了她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决心。组织给予从宽处理，既是依规依纪，也是给干部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达康转过身，眼睛在灯光下有些发红：“同伟书记，说实话，这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欧阳的事情，我作为丈夫有责任——平时对她关心不够，提醒不够。作为领导干部，我的家属出了问题，我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你能这么想，说明你是有担当的。”祁同伟点头，“但责任要分清。欧阳菁同志是独立的干部，她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作为丈夫，有提醒和监督的责任，但不必把所有问题都揽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