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洋房里，团队在做年终总结。九号简报全部归档，厚厚一摞。从3月挂牌到12月底，九个月时间，他们从无人问津到获得高层关注，从单打独斗到与部委建立联络。

但最重要的成绩是：向东集团自身完成了战略调整。

芯片业务：自主研发投入增加，引进线暂缓，避免了可能的大额损失。

疫苗业务：东南亚市场开拓计划暂停，转向非洲和中东。

通信业务：加强了与国内运营商的合作，降低出口依赖。

香港业务：建立了资金监控体系，为可能的金融战做准备。

“但我们最担心的，还没发生。”刘易之看着窗外飘雪，“泰国还在撑，索罗斯还没动手。万一……万一我们错了呢？”

这个问题，压在每个人心里。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壁炉前——老洋房的壁炉不能用，但此刻他需要那个象征性的位置。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们七个在北大荒，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他开口，“但我们每天五点起床背书，零下三十度也坚持。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学，就肯定考不上；学了，至少有可能。”

他转身：“现在也一样。如果我们不预警，不准备，危机来了就只能等死。预警了，准备了，就算危机不来，我们也锻炼了应对风险的能力。”

他顿了顿：“更何况——危机真的不来吗？”

没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

泰国股市已经跌了40%，泰铢远期汇率贴水扩大到20%，国际评级机构开始下调泰国主权信用评级。雷声越来越近。

“明年，”肖向东看着大家，“1997年，香港回归年。对我们是双重大考：技术上的追平计划进入关键期，金融上的风暴可能来袭。”

他举起茶杯——没有酒，以茶代酒：“敬1996年。敬我们看到的，和即将到来的。”

茶杯相碰。窗外，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梧桐，覆盖了街道，覆盖了这座正在崛起的城市。

1996年结束了。

1997年，将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

小主，

而他们，已经站在了风暴眼的边缘。

1997年元旦，肖向东收到一份特殊的贺年卡。没有署名，只有一行打印的字：

“简报已阅。望继续实事求是。另：春节后可能有调研组赴沪，请配合。”

卡片寄出地址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