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来看我的时候，看到我过得很好，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妈妈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真好，薇薇长大了，懂事了。”

大学的梧桐叶黄了又落，我在图书馆的窗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摊开的笔记本上，字迹被晒得微微发烫，可我握着笔的手却冰凉。笔记本上写着“张明”两个字，笔尖在纸页上反复划动，将那两个字涂成了一团模糊的黑。

已经两年了。

我按时吃药，定期去见李医生，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自然，甚至能和新认识的室友笑着分享早餐。

她们说我温柔又安静，没人知道我枕头下藏着一把磨得光滑的小刀——不是为了伤害谁，只是每次摸到刀柄的冰凉，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确认那些血腥的记忆不是一场噩梦。

李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基本缓解，幻觉完全消失，认知功能恢复正常”。他建议我减少药量，甚至可以停止治疗。可只有我知道，那些被药物压下去的记忆，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在每个深夜破土而出。

我总会梦到那条小巷。李浩的尸体靠在墙上，眼睛瞪得滚圆，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暗红色的血顺着墙根蜿蜒，像一条扭动的蛇。

我站在巷口，看着林玥蹲在尸体旁，用指甲挑起一块带血的皮肉，转过头对我笑，牙齿上沾着暗红的血渍：“姐姐，他不吵了。”

又或者是图书馆的仓库。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血腥味，张明倒在书架旁，怀里还抱着那本他推荐给我的画册。他的喉咙被撕开了，鲜血染红了画册里的雪山，原本洁白的积雪变成了刺目的红。

林玥站在他身边，白色连衣裙浸在血里，像一朵盛开的罂粟，她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嫉妒的疯狂：“姐姐，他再也不能抢你了。”

每次从梦里惊醒，我都会浑身冷汗，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喘不过气。我会冲到卫生间，对着镜子反复洗手，用肥皂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皮肤发红发疼。

可指尖似乎永远残留着一股洗不掉的血腥味——那是李浩的血，是张明的血，是被林玥掐住脖子时，我自己喉咙里涌上的铁锈味。

我开始分不清，那些杀戮到底是林玥的“幻觉”，还是我自己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