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动中，要理解任风遥后续为何不得不对某些人“动刀动枪”，就需看清那柄悬于大明亿兆百姓头顶的、由土地与赋税铸成的利刃。这一切，始于一个美好的初衷，却终于一场人吃人的浩劫。

先来说说土地。明末田耕土地本来挺多，真要按照既定土地收取税赋的话，大明财政不至于在明末都到了崇祯皇帝做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的地步。

大明开国，太祖朱元璋曾力图打造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秩序。军户授田戍边，民户垦荒立业，在洪武朝的鱼鳞图册上，无数小农的名字确实与一块块土地相连。这曾是王朝稳定的基石，是百姓“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微弱保障。

然而，二百年的风云侵蚀，曾经的图景早已面目全非。

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朝后期，很多普通百姓土地都没了，到了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了的地步？最后引发遍地的流民和起义？

首先，最肥沃的土地，被一只只无形的手攫取，汇集成了触目惊心的数字：

藩王鲸吞：万历帝之子福王朱常洵就藩，一次赐田两万顷（200万亩）。为凑足数额，官府在河南、山东将大量民田指为“无主田”强占。以致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

万历皇帝弟弟朱翊镠（潞王）封在卫辉，一开口就要“赡田四万顷”，这是什么概念？一顷等于一百亩，四万顷就是四百万亩，相当于今天2667平方公里，是三分之一的海南岛（约3.39万平方公里），比两个香港（约1106平方公里）还大。

在成都，王府庄园占据了成都平原七成的膏腴之地。

太监与勋戚圈占：大太监谷大用曾借“勘核庄田”之名，在直隶、山东圈地万顷以上；魏忠贤名下的庄田亦“万顷之多”。据估算，明末勋戚、太监集团占据全国耕地超三成。

官僚士绅兼并：河南的缙绅之家，“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其田地跨州连县，仆役佃农成百上千。

更致命的是，王爷的田、太监的田、官绅的田，凭借特权，皆为“优免”之列，不纳粮，不服役。朝廷的税基被迫缩小到仅剩的约七成耕地。而其中大部分还是由地方官僚地主控制，他们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逃税。

大量的土地不用交税，就只能靠这些散户在支撑着庞大的帝国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