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在帅帐里晃着，把河南到北京的驿道在地图上照得发亮。

帐下将领攥着刀柄往前凑，群情激荡：“大王！咱们已经占了河南大半地盘，明军早成了惊弓之鸟，眼下直接往北打，过了黄河就是保定，用不了俩月准能踏平紫禁城！”

三十七岁的李自成异常冷静，并未受到众将影响，指尖顺着黄河往上游滑，最终停在陕西地界，指甲在西安城的标记上压出一道印。

他抬眼时，帐里的喧闹声渐渐低了下去。李自成耐心分析道：

“北京不是那么好打的，非旦夕可下。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在河南的粮道刚刚稳住，此刻贸然北上，后有彰德、卫辉明军没除，前有居庸关守军堵截，粮草线一断，咱们就是悬在半空的兵。”

他把油灯往陕西挪了挪，油光漫过潼关、延安：

“我意，先取西安。其一，此地乃我等起家之所，根基犹在；同时，还有不少旧部在那边等着汇合。

其二，可彻底端掉孙传庭的老巢，断明朝西北一臂；

其三，以陕西为基，立稳脚跟，再图东进，方是万全之策。”

将领们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那块地界连着河南的粮道，又挡着明朝的西北兵，确是进退都稳的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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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众将耐心倾听，李自成点点头，续道：

“待我等据有陕西，扼守潼关，明朝西北精锐便成瓮中之鳖。届时，自西安东出，取北京如探囊取物。”

李自成的战略清晰而冷酷，将领们你看我我看你，先前眼里的急切渐渐变成了笃定。

笔尖在纸上划过，调兵的指令，随即如雪片般发出。

——

此刻，对明朝而言，李自成已非流寇，而是拥有政权、地盘与民心的庞大割据势力，真正具备了颠覆一个王朝的潜力。

崇祯帝不得不再次启用诏狱里的孙传庭，擢升他为兵部尚书，总领山西、湖广、河南等七省军务，并将仅剩的精锐兵力尽数压在西北，寄望于一个人能扭转危局。

五月的陕西西安，城墙上的旌旗在风里猎猎作响，督师衙门内，孙传庭正对着案上的舆图眉头紧锁。

他现在面临的是无解的困境：

首先是兵与将的双重匮乏。松锦、襄城等战役后，明朝九边精锐损耗殆尽。孙传庭手中多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流民、老弱，毫无战斗力，军纪涣散，甚至“兵未训而先哗”。

能征善战的将领非死即降，他与部下高杰、白广恩等降将之间，也充斥着猜忌与不协。

其次，就是大明所有军队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没钱、没粮，无法支撑军队。

明末财政早已山穷水尽，陕西连年大旱蝗灾，本地无粮可征；而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甚至出现了“士兵食树皮充饥”的情况。

话说回来，不是崇祯皇帝吝啬，是真没钱了。

说起来令人唏嘘，一个绝望的对比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此时北京防务空虚，守军缺粮缺饷已近崩溃。

为了稳定军心、加固城防，无奈之下只能向自己“企业员工”募捐。

他最先找自己岳父周奎（嘉定伯），希望他带头捐10万两，周奎却极力哭穷，只肯捐1万两；其他亲王、勋贵一看，你“爹”都不把企业当回事，我们更不会在乎了。也纷纷效仿，或借口家产微薄，或只捐数十、百两应付，仅几个人捐了数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