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顶插着葡萄牙国旗，在午后的微风里懒洋洋地飘着。

马小健站在街对面，把帽子往下按了按，像路过的人在等人。

他没有直接进去。

梁鸿达给了一个地址，不是警察局，是施利华的家。

在水坑尾巷，离警察局不远，一栋不起眼的灰楼，比他们住的那栋还旧。

马小健按照纸上画的路，七拐八拐，找到了那条巷子。

水坑尾巷比大三巴后面的巷子窄一半，两边的墙长满了青苔，墙根底下淌着污水。

巷子里堆着几辆废弃的黄包车，车篷烂了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铁架。

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人跟着，才往里走。

施利华住的那栋楼在一棵老榕树后面，门牌被藤蔓遮住了大半。

马小健抬手敲门，不重不轻，敲了三下。

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葡萄牙人，身材不高，微胖，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他看着马小健，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没有说话。

“施利华先生？”马小健用中文问。

施利华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侧身让开一条缝。

马小健闪身进去。

屋子不大，客厅里的沙发磨得发亮，茶几上堆着几份葡文报纸，墙角有一个老式留声机，唱片还搁在上面。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条纹。

施利华把咖啡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梁先生让你来的？”他的中文算不上好，但够用了。

马小健没有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茶几上，然后推了过去。

那是梁鸿达亲笔写的。

施利华拿起纸条，看了一眼，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打着，把纸条点着了。

火苗蹿起来，在他指尖跳了跳，他把剩下的一角扔进烟灰缸里，看着它烧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