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战争，”安德烈说：“战争中，人们用可用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国家。”

“但我没想到霍克的系统能识别并解密那些数据。”

“普通的监听设备做不到这一点——除非他们有针对性的解密算法，或者……”

“或者他们知道要找什么，”陆彬说。

电话那端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如果这是真的，那不只是监听商业活动……这是直接的情报合作。”

“我们需要证据，”陆彬说，“安德烈，你能确认有多少军事情报数据通过我们的网络传输了吗？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可以整理列表。但需要时间——至少六小时。”

“我们没有六小时。霍克说记者下午就会发报道。”

“那就让他们发，”安德烈突然变得冷静，“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这是医疗数据——伤员位置、血型需求、医疗物资请求——虽然具有军事价值，但本质是人道主义信息。”

“然后反问：为什么私营监控公司要拦截并解密这些信息？他们的真正客户是谁？”

陆彬思考这个策略：“转移焦点，把问题从‘根系联盟是否越界’转向‘谁在利用监控危害战时医疗’。”

“正是。而且，”安德烈补充。

“也许我们有，”冰洁突然插话，她一直在地面上用平板电脑查阅什么。

“那就是铁证。”陆彬对电话说，“安德烈，我们需要争取时间。”

“我可以试试。但需要一些过渡——突然提出会显得太刻意。”

“我们去见他。还有，”陆彬看了眼服务器间，“这个设备我们带走吗？”

“带走是盗窃联合国财产，”冰洁说：“但我们可以拍照、扫描接口、记录序列号。”

她开始用手机多角度拍摄设备，陆彬则打开随身工具包里的便携扫描仪，读取设备的硬件特征码。

扫描仪屏幕上跳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