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谈的是“留白”。“西方的油画，追求的是满，是用色彩和光影填满整个画布。而我们的水墨画，最精髓处，往往在于那些没有落笔的空白。那不是空无一物，而是留给观者的想象，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这种‘留白’的艺术，同样可以运用在现代电影的叙事节奏里，给观众喘息和思考的空间。”

她谈的是“风骨”。“它不是简单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是一种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优雅与尊严的姿态。一个真正有风骨的角色，他的力量，更多来自于内心，而非肌肉。”

她没有提《让子弹非》一个字，但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为这部电影铺路。她谈论的，正是周星在电影里疯狂追求的那种独特的节奏感，是孟龙饰演的张麻子身上那种痞气与理想主义交织的复杂气质。

她在做的，不是推销一部电影，而是在推销一种全新的、足以和好莱坞范式相抗衡的审美体系。

演讲结束，掌声响起。

到了问答环节，芬奇博士果然亲自下场了。他慢条斯理地走上台，拿起话筒，脸上带着学者式的、礼貌的微笑，问题却是一把淬了毒的刀。

“苏小姐，非常感谢您诗意的分享。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疑问。”他故意拖长了音调，“您所描绘的‘新东方美学’，听起来固然美好。但这会不会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壁垒？一种包装得极其精美的民族主义宣言？毕竟，真正伟大的、普世的艺术，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它的魅力在于能超越国别。您现在所做的，是否是在宣扬一种‘东方特殊论’，一边高喊着与世界对话，一边却在建造一堵新的、名为‘美学’的墙？”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他直接将苏晚的理论，定义为与“普世价值”对立的“民族主义”，用心极其险恶。

大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苏晚，想看她如何应对这几乎是诛心之论的质问。

苏晚脸上依旧挂着淡然的微笑，她等芬奇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感谢您的提问，芬奇博士。您的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许多西方朋友在看待东方时，一个普遍的，请恕我直言，一个有些过时的误区。”

一句“过时的误区”，让芬奇博士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您提到了好莱坞的‘普世性’。但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一个由单一文化作为主导声音，并被定义为‘普世’的世界，真的是一个健康而多元的全球化世界吗？那更像是一场文化的‘独白’，而不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