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沈阳城仍裹挟在东北平原的料峭春寒中。

清晨六点，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内已是一片忙碌。作战室内，巨大的华北、华中、华南态势图占满了整面墙壁，各色箭头与标记密密麻麻。电台的滴答声、打字机的咔哒声、参谋人员的低声交谈，在这间改造自原关东军司令部的房间里交织成独特的节奏。

宋兴华站在地图前，军大衣披在肩上，手中拿着一支红蓝铅笔。他的目光从华南的广州移到华中的南京，再扫过北方的徐州、石家庄。晨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光影。

“司令，华南最新情报。”情报参谋刘永康快步走进来，手中拿着刚译出的电文，“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已完成广州外围防御部署，珠江口集结了至少三十艘运输舰。昨天一天，从韶关方向运往广州的物资列车就达十二列。”

宋兴华接过电文，眉头微蹙：“国民党方面有什么动作？”

“几乎没有。”刘永康的语气带着压抑的愤怒，“据我们在韶关的地下交通站报告，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不仅没有进逼，反而将部队后撤了二十里。日军在沿途各县强征粮秣、抓捕民夫，国民党地方政府视而不见。现在华南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老百姓说‘宁见八路，不见国府’。”

“啪”的一声，红蓝铅笔在宋兴华手中折断。

作战室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参谋人员都看向他们的司令。宋兴华深吸一口气，将断成两截的铅笔轻轻放在桌上：“通知新华社记者程欣同志，把这些情况整理成内参，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送延安。另外，让华南地下党组织搜集日军掠夺物资的具体数据、被祸害百姓的证言，准备向国内外公开报道。”

“是！”刘永康立正应答，转身离去时眼中闪着光——他知道，司令这是要用舆论的武器了。

宋兴华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冷风灌入室内，让他更加清醒。透过系统激活的全景地图功能，半径七千六百八十公里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如立体沙盘般呈现在意识中——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实时动态的战场感知。

他“看到”了广州港内日军运输舰的精确位置，“看到”了华中日军重兵集团在安庆至芜湖一线的集结，“看到”了汤恩伯部在徐州外围的蠢蠢欲动。

“兴华，早饭都没吃吧？”温和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政委王信庭端着两个铝制饭盒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参谋长熊德诚和政治部主任朱宝杭。这位比宋兴华年长的老政工干部，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