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团长！”赵勇立刻领命而去。

很快，马达轰鸣，一辆辆满载着珍贵重火力和心满意足的指挥员的卡车驶离小柳乡。各位团长趴在车厢边，看着那五挺覆盖着帆布的M2HB，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回去怎么用这新宝贝给鬼子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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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黎城光复的消息，在129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的大力宣传下，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了华北、传遍了大江南北。

《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一捷报，并配发了社论，盛赞这是“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八路军坚持抗战、浴血奋战的决心与能力”。《大公报》、《中央日报》（虽不情愿但不得不报）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报纸也纷纷转载报道。

消息所到之处，举国振奋。长期以来被日军压抑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各大城市、海外华侨社团，掀起了新一轮的捐款捐物热潮。药品、布匹、资金、乃至珍贵的军用电台零件，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陕北，流向太行山。

据说，延安那边收到的各界捐款短时间内就超过了五十万大洋，各类物资更是以千吨计。这对物资极度匮乏的边区和新四军、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八路军总部和延安的最高层领导们对此非常满意。一次光复两座县城的胜利，其政治意义和宣传效果远超军事本身。它向全国、全世界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仅在敌后生存了下来，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并能发起强有力的进攻。

在此背景下，一份对宋兴华的个人嘉奖令也跨越千山万水，传达到了129师和386旅。

嘉奖令中，高度赞扬了宋兴华同志“英勇善战、指挥若定”，取得的“辉煌战绩”，并亲切地称他为“八路军的福星、根据地的财神、能打胜仗的战将”。这份由最高层签发的嘉奖，无疑让宋兴华在八路军系统内声名鹊起。

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以及宋兴华之前用大量装备“换人”的操作（步枪三百支、轻机枪三十挺、重机枪六挺、迫击炮四门、战防炮两门、冲锋枪掷弹筒若干），让他“宋财神”的名号不胫而走。现在不仅是386旅，整个129师甚至其他师的兄弟部队，都知道129师有个团长，打仗厉害不说，还富得流油，缴获多到能拿出来支援兄弟部队！

小主，

甚至连之前用“全套成熟的喀秋莎火箭炮图纸”向苏方换取大量苏式装备、乃至飞机生产线的提议，也再次被提起，并且在总部会议上获得了更高的支持度。毕竟，宋兴华和新二团的成功，似乎证明了只要有足够的先进装备，八路军就能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这让很多首长对获取更高级别技术装备充满了期待。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无数满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在八路军敌后抗战辉煌战绩的感召下，更是将延安视作圣地。他们冲破重重封锁，从北平、上海、武汉、西安乃至大后方，跋山涉水，纷纷涌向延安，要求加入八路军，抗日报国。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各所院校，迎来了又一轮入学高潮，为八路军持续输送着高素质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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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路军这边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日军第一军的司令部内的低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