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蒙的软硬兼施之下，很快就赢得了多同的信任，进而抛出核心话题：我大汉帝国要在夜郎设置郡县，并安排多同的儿子们出任要职。

曾经夜郎自大的多同竟然同意了。

唐蒙第一阶段的工作大功告成，欣喜若狂的他立即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这一喜讯，请朝廷落实设置郡县具体事宜并开启“南夷道”大工程。

汉武帝刘彻迅速批准了唐蒙的奏请，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郡治所位于贵州遵义），同时下诏征巴蜀两郡的士卒和民夫修筑“南夷道”。

在“南夷道”开工之前，唐蒙的工作也算是顺风顺水，“南夷道”工程开启之后，事情就不一样了。

“南夷道”的工程量则远远超出了唐蒙的认知，其起点为僰道（四川宜宾），向西南延伸至夜郎国腹地（今贵州毕节、安顺）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全程1000km，沿途高山险川，工程难度系数简直逆天。

参与“南夷道”工程的有数万名帝国的士卒和民夫，由于工程难度系数太高，伤亡十分惨重，于是许多人为了保命，中途开溜。

“南夷道”工程现在就是唐蒙的命根子，一边是伤亡不断，一边是逃亡不停，唐蒙决定严刑峻法，制定了一套“军兴法”用以诛杀逃亡者的小头目。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事情进一步恶化，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整个巴蜀之地人人恐慌，不断有人向长安告唐蒙的“小黑状”。

巴蜀之地不仅是汉帝国重要粮仓之一，而且还是汉帝国稳定西南的压舱石，对此汉武帝不得不过问。

在此背景下，汉武帝向巴蜀和夜郎地区派出特使司马相如前去批评唐蒙，并同时代表朝廷出具公告安抚巴蜀之地的民心。

汉武帝和司马相如都是高手，抵达巴蜀之后，告知巴蜀子民，唐蒙的做法并非朝廷和武帝的本意，并责成唐蒙废除“军兴法”，调整工程计划和进度。

武帝刘彻对此事的处理，颇有战略家与全局观的风范。他一方面全力支持唐蒙的开拓，赋予其巨大权力；另一方面，当工程引发民怨时，又果断派出司马相如这样的名臣去“纠偏”和安抚，将具体执行人的过失与朝廷的恩德分开，确保了巴蜀大局的安稳。

这简直就是汉帝国扩张战略中，汉武帝刘彻“张弛有度”的治理艺术历史具象。

司马相如的一番操作大快人心，巴蜀之地重归安宁，当然，唐蒙的工程也得以继续进行。不仅如此，亲眼看见了工程的司马相如也产生了其他想法……关于司马相如这个人，以及关于“南夷道”工程对他的启示这一段历史，我们安排另起一章节详解。

“南夷道”工程最终耗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方才完工，这也就意味着，拿下南越的计划被往后推迟，因为南越只是僭越朝廷礼制，而匈奴则是手提弯刀直接杀向了汉帝国……

当然，这绝非唐蒙与汉帝国的失败，而是因为汉帝国面临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北方的匈奴。

历史在此打成了一个结。唐蒙的方案为征服南越铺平了道路，但帝国的资源必须优先应对更直接的生存威胁。“唐蒙道”的价值，将在不久后的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平定南越时得到兑现，历史唯美地证明了其战略价值，完美地证明了唐蒙和刘彻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