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仅仅只需要用两顶“王帽子”就可以稳住南方，尤其百越地区，那儿地广人稀，地形复杂，用兵征服成本极高。通过怀柔政策安抚吴芮和吴诸，等于为汉帝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可以集中资源处理心腹之患。

刘邦所颁发的这道诏书，其影响远超当时。

长沙国和闽粤国在朝政上尊奉汉朝为正朔，但在内部事务上保持高度自治。这种灵活的政策，使汉初实力不济时，成功地将广阔的百越之地纳入汉帝国版图，为后世汉武帝时期彻底消化东南和岭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刘邦登基后的第一道封王诏书，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杰作。

在政 治上， 它塑造了新王朝的合法性与仁德形象。

在战略上， 它稳住了南方大局，为集中力量解决核心威胁创造了条件。

在制度上， 它是郡国并行制的一次成功实践，探索了大一统帝国的地方管理模式。

汉高祖刘邦绝对是千年的狐狸，他用道义包装现实利益，用怀柔替代用兵，在妥协中坚守底线。

毫不过分地讲，刘邦所颁发的第一道诏书，堪称汉朝四百年江山的第一块，也是最关键的基石。

【汉高祖的第二道诏书】

如果说第一道诏书是针对“王”的，那么刘邦紧跟着发出的第二道诏书则是针对“民”的。

有必要简述一下诏书内容：诏令那些躲在深山泽野躲避战乱的平民，都可以回家，一律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和田地住宅；官吏应依据法律义理进行教诲，处理矛盾，不得鞭笞侮辱军中官兵；凡爵位至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用封地民户的赋税收入，非七大夫爵位及其以下的，都免除其个人及一户之内的赋税徭投，不予征收。

这一道诏书比第一道更有趣，更能彰显刘邦的治世理念。

我们不得不佩服刘邦，他从“马上得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战略转折，毫不拖泥带水，果敢且无痕。这道封王诏书更深刻地触及了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其政 治水准和治世理念，堪称中国古代帝王中务实主义的典范。

刘邦的这道诏书精准地瞄准了汉初社会的三大创伤，并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流民， 给予身份合法化，回归故土；对回乡的士卒，给予特权和相应的经济待遇；对整个有功阶层，按等级给予“食邑”等经济特权。

诏书几乎将各阶层一网打尽，不仅务实，而且还安抚了战后的人心，竭尽所能地用政策引导重构社会秩序：流民获得了安全和土地；旧势力保住了部分家产；军功集团获得了特权与赏赐；新兴贵族获得了长期饭票（食邑）。

与第一道诏书“安百越”的战略布局相比，这第二道诏书是彻彻底底的“安天下”。它应该是刘邦及其智囊团（如张良、萧何）政 治智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