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线中华军放弃武清县，撤退到天津卫后，官军部队迟迟不敢进入武清县范围内。某日，一小群人在北运河边大路上出现，从武清县向京师方向走去。巡逻的官军陕西榆林兵冲上去截住了他们，发现时一伙着装朴素的家丁簇拥着一名文士，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富贵人家。这些官军兵丁千里迢迢援京，军饷已经两个月没拿到了，因此见这一行人携带了不少包裹，就以他们从贼中来必定是‘奸’细为理由，动手抢劫。

这伙人就是徐光启和他的家仆一行。在中华军占领天津卫后，一直派有一队人马轮番看守徐光启的庄园，说起来是保护，其实也是一种监视。北方情报总管曾庆告诉陈衷纪，徐光启为官清廉正直，曾是朝廷高官，在当地颇有人望、一呼百应。因此，陈衷纪按照自己的理解，就把徐光启软禁起来，防止他跳出来鼓动别人闹事。

徐光启待在自己实验种水稻的庄园里，足足待了快五个月，期间只去过天津卫一趟，是为了去接收耶稣会传教士们从南京给他写的信。他看到了中华军统治下的民生情况，也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政治危机。

虽然耶稣会传教士们赞扬了中华军救助落难传教士的善举，并且委婉请求他帮忙结束内战，但是徐光启是科举出身，传统的气节使他不可能主动去和海贼打‘交’道，也不可能主动去为海寇斡旋。一直到了中华军北线部队基本撤退到天津卫附近后，他才找到机会离开庄园。这时，有关撤离京衢、天津卫的千头万绪事务已经把中华军上上下下忙得够呛，徐光启这个致仕官僚也就没人关心了。他终于乘着中华军哨兵撤离的机会，赶紧带人离开了庄园，向京师方向跑去。

不料，半途遇上一伙陕西官兵巡逻队，硬是要以抓‘奸’细的名义抢劫他们。徐光启带来的仆役都是跟他一起从南方来的，吴越腔调的方言那些陕西军汉根本听不明白，把他们当做南方海寇，确实也是理由充分。而且，徐光启队伍中有两名西洋人，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此二人是在中华军解救出南方后，从台湾坐船前来拜访徐光启的。他们带来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的意见，要在面前的中国内战的局势中为耶稣会传教事业打开局面。

庞迪我和熊三拔二人都是利玛窦“科技开路，曲线传教”的大力支持者。1606年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场，都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徐光启还在1611年找他们两人来修订译稿。因此，他们和徐光启很熟悉，关系融洽。后来徐光启又专招他们两人与李之藻共同修订历法以及他们于1616年共同写作《辩揭》一书。

这一回，徐光启带着他们去京师，是想让他们出面介绍一些中华公司内部情况，以便说服朝廷与中华公司讲和。

但是，在那些巡逻陕西兵丁看来，这两个西洋人的存在，就更加证实了徐光启一行的‘奸’细身份。

在官军部队中纷纷传说，中华军的强悍火力，来自于西洋番僧的法术与奇技‘淫’巧。因此，官军连战连败，实际不是自身不能打仗，而是海寇太过狡猾‘奸’诈。而且，从中华军发行的报纸上看，这些海寇确实提倡讲学杂学、西学，这都是和这些传教士有关的。于是，那些外来的西洋传教士就成了某种替罪羊，禁止天主教传播的禁令一再严厉地被重申。

徐光启出头用官话强硬争辩了几句，却被对方砍杀了一名仆役，全体被捆绑起来押往通州官军大营。沿路，他看见无数的当地百姓被官军抄家，各路官兵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显得十分暴戾无情，与面对中华军时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很多地主乡绅被官兵押解着加入到了徐光启一行的队伍中，大多被打得鼻青脸肿。徐光启想到在中华军统治区所见到的场景，不由地叹了口气。

徐光启的命运还算好，通州大营的押粮官、蓟辽总督属下的昌平守备原先在朝中与徐光启相熟，在大营‘门’口认出了徐光启，把他解救了出来，顺带着把两名传教士也救出来了。

徐光启匆匆道谢，带着人急忙向京师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