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为什么太平天国末期经常出现好几万人集体向清军投降的现象？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天意 4g8i】的最佳回答：
谢谢楼主！谢谢看官朋友！我认为主要以下个原因:
一，太平天国是通过拜上帝会集结的人心，然到了后期，上层人物自己暴露了上帝是骗人的幌子，杨秀清谎称自己是天父下凡，令人难以相信，终于被杀了。广大官兵不再相信教义了，没有信仰的联结，甚至有上当的感觉，当然就出现大量投降的现象。
杨秀清
2，杨秀清、韦冒辉相继叛变洪秀全后，天国一片衰败景象，石达开心灰意冷，带领几十万人出走，整个天国已成昨日黄花，尽管后来涌现出陈玉成、李秀成两个年轻有为的统帅，然后毕尽江河日下，大势已去，天国高层没有主心骨，没有杨秀清那样一声呵到底的统帅，陈玉成与李秀成尽管开始很团结一心，终难免由于上层看待不一，出现相互猜忌，出现了可悲和结局。
石达开
3，曾国藩廉洁自律，老成持重，有勇有谋，剿抚并用，加上湘军越战越勇，太平军已闻风丧胆，出现大量集体投诚的现象。1858 年，韦俊受韦昌辉叛变的影响，逼迫率几万人投降，1860 年，张志公率万余人投降，陈安升率 4000 人投降。投降成了大势所趋。
总之，依靠迷信的教会笼络人心，发动起义，终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洪秀全作为最高领袖，占领天京后，贪图享乐，大权旁乐，不能积极进取，不能团结各王，一鼓作气打下江山，后期又宠信洪氏家族人员，大量封王，失去民心，完全显示出农民阶层的狭隘心胸，终难成功。轰轰烈烈而起，凄凄惨惨而终，合乎历史发展的轨迹。
陈玉成
【2】、来自网友【老伊先生谈史】的最佳回答：
最主要的问题：民众最起码的生理需求——吃饭问题也得不到天国当局最起码的保障，对后期太平天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国库虚空，财力薄弱，财政已严重入不敷出。1853 年刚入城时，圣库存银最高达一千八百余万两，可半年后就只有八百余万两，到 1854 年 3 月份则只剩下“银三十余万”（《张德坚.贼情汇纂》p278)，以后下降更为严重，已经完全无以为继了。时人都清晰地判断出，仅赈灾一项就“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了（《太平天国资料》）。
其次，物资短缺，粮食极度匮乏，民众口粮供应不断减少。据估计，圣库存粮，在 1854 年初，有谷一百二十七万担，米七十五万担，可到三月份时仅剩下十余万担，到五月就只有下令全城吃粥（《张德坚.贼情汇纂》p278～279)。
天京城内在 1853～1854 年一年之中，男人口粮供应至少下降了 50%～66.7%；女人口粮供应至少下降了 50%～62.5%。其中，精壮男女的口粮下降幅度最大。如果与谢介鹤记述的“贼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 （《太平天国资料》）的无限额供应情况比较，其下降幅度则无法计算。而且口粮“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1860 年，粮食危机更为严重。“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
到 1864 年天京沦陷前，“合城具（俱）食甜露”，洪秀全就是因食“甜露”而中毒身亡。严重的粮食危机，导致军心浮动，“逃走者多，新附者少”，叛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写道：“繁昌、南陵、芜湖各贼颇有投诚之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米粮甚少，陵贼首不肯少为接济……前此乡民之甘心从贼者，不得不急图反正以为就食之计”（《曾国藩书牍：卷一》）。
再次，由于战乱和大灾不断，太平天国辖区内瘟疫流行，无法控制。呈现出时间长、范围广、程度重、死人多的特点。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为最。各种自然灾害、粮食危机和瘟疫肆虐，成为比清军更为可怕，更不可战胜的强大敌人。上海《北华捷报》在社论中就情不自禁地欢呼：“长毛（太平军）已被自然界的凛冽神威征服……长毛的进军已被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天然障碍阻止住。”
可见，日益严重的粮食饥荒、瘟疫流行和自然灾害，不仅使民众的生理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且已经对太平天国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太平天国出现如此严峻的生存危机，其原因主要有连年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的侵袭，清军的肆意抢掠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太平天国自身。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困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后期太平天国各级官员利用职权，趁机勒索，加重苛派，贪污自肥，中饱私囊，对民众进行无情盘剥。在上层，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也贪婪地聚敛财富。一个外国人记下了东王府的情况：东王“以天下的珍奇瑰宝、美味嘉肴来充塞他的宫室殿堂；那里有最上等的酒浆，质地最精良的药品，还有西洋乐器，等等。总而言之，凡是太平天国境内所有至精至美的物品，他无一不可以随心所欲，纵情享用”(《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2 辑》p74)。
在下层，各级官员更是穷凶极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安徽，“到后期，附加税和临时摊派明显增多，加重了人民负担”。在苏南、浙江不少地区，所收赋额亦“并未比清制减轻，甚至加重的事实”计有红粉捐、军需捐等各类杂捐共 34 种。（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册》）“款目繁多，民间负担加重”。
不少的将领及混进乡官队伍的地主胥吏，利用权力，横征暴敛，以饱私欲。如陈炳文为造王府，向人民征收砖瓦捐；常熟谢家桥军帅归二“召属下重征厚敛，勒索十万浮余，自谓无枉乡官之名……百姓怨毒已深”，反映了太平天国与人民关系之紧张。
1860 年以后，苏浙地区所收捐税上缴者“不过十之二，三，已能足额，余尽入己”绝大多数被私人贪污。1860 年，太平军陈炳文部的汪心耕一伙，总理嘉兴粮饷，利用公款、公物，假借公营的招牌经营商店，获取暴利后携款潜逃。常熟钱桂仁竟发布告示：“如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强行收租。
1862 年，借庆贺李秀成生日之名，向嘉兴的濮院镇和新塍镇分别派捐六百元和三、四百元，后者还加犒赏军队银元宝六十只。1862 年，安徽、江西等地捐税猛增。一个小铜匠作坊的凭照费，也高至二元，即便“担柴只鸡”也要交税。
甚至连天京城内也无一幸免，洪秀全的家族“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为非作歹，肆意勒索，使得“城市和乡村都是一片荒凉”。
太平天国正因为利用并满足了民众“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谱写了一曲高歌猛进的辉煌乐章。同样，也正因为太平天国丧失了民众“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最终奏响的是一首教训惨痛的历史悲歌！
（二）民众安全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秩序混乱，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乱用重典，滥用酷刑，滥杀无辜。动不动就“点天灯”、“五马分尸”。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候谦芳没有让路，“东王坐殿吊他质讯”，并判以“死罪”。韦昌辉的哥哥与东王妾兄争住宅的小事，也被判以“五马分尸”。“凡反草通妖之人……通馆通营皆斩首”，“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
天京大屠杀，杀杨秀清及部下数万人，杀人如儿戏。面对如此淫威，连翼王石达开都恐惧得“惶悚流汗”而最终“负气出走”，那更何况一般的普通民众呢？因此，天京事变后出现“军民之心散乱”的危机正是广大民众人人自危、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的最好说明。
第二，太平军纪律废弛现象十分严重。由于会党队伍、土匪、地痞、流氓、清军的败兵溃勇大量涌入，太平军被严重腐蚀了，流匪习气加剧。虐待百姓、烧杀抢掠、奸淫之事时有发生。民众的“屋舍被毁，财物被掠，耕牛被宰”，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恶化了太平军与老百姓的关系。忠王在自述中就记述了自己部下李昭寿部、陈坤书部和辅王杨辅清部及英王所部“害民烧杀”，“扰乱民间”之事。
侍王李待贤在分析浙江一带土匪群起原因时说：“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 1 辑》p34)
甚至连天京城内的守卫军也参加土匪行列，天京城内“盗贼峰张，逢夜间城内炮（枪）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财物”，其中“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掳掠奸淫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最为严重。
1862 年，面对苏州“良民流泪来禀”，李秀成也只有望天兴叹，毫无办法。尽管在太平军“害过之处所”，李秀成“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钱而救民命”，但仍无济于事。军纪如此败坏，加剧了太平军的腐败，瓦解了军队战斗力，连清方都认为太平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比于初起时衰矣”[湘军志：篇六]。
1860 年，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一位“乡民”是这样表明他的政治倾向：“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并且“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见”。此话反映出天国后期民众不再像从前那样安居乐业了。太平天国已严重地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连地主阶级人士也认识到，“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岂能久之理？”
第三，维持地方治安，保一方水土的乡官残害百姓，为虎作伥，堕落成为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罪魁祸首。以苏浙地区乡官为例：常熟、无锡、苏州、昆山、钱塘、仁和、象山、慈溪、海宁、宁波、奉化等地的乡官，“多市井无赖”，“半皆市井无籍之徒” (庚癸纪略：卷上；辛壬琐记.太平天国资料)。
大量资料表明，太平天国后期的乡官大部分由地主、士绅、胥吏、流氓、土棍、地痞充任。这些人利用职权、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残害百姓。他们不仅自己强行购买田宅，“占民田，毁庙宇”，还帮助地主强行收租，为虎作伥。桐乡乡官钟良相要求佃民“不得抗欠”；常熟乡官钱桂仁规定佃农“霸租、抗粮”，“犯者处斩”；石门乡官邓光明鼓励地主对抗租的佃户放胆控告；周庄乡官费玉存竟把太平天国派来的监催银米的官员“缚而沉诸河”。
这些残害百姓的行为和保护地主的措施，不仅遭到许多太平军将士和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对，激起各地不断发生抗租斗争，原有土地关系没有被废除，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已完全蜕变为地主阶级政权了。
第四，对地主团练武装和地方流氓土匪武装不进行坚决镇压，反而采取拉拢安抚，甚至委任加封政策。如对苏浙地区诸暨的包立身、湖州的赵景贤、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江阴的王元昌等地主武装团练以及吴江费玉成的“枪船”等流氓土匪武装都加以放纵。
其中，徐佩瑗和费玉成还被封为抚天侯和镇天侯。这些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横行一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里中无赖，从贼为乡官，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土匪乘之，驾船劫掠，土绅殷富，辄被掳以勒赎。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后期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动荡和大动乱之中。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但更可悲的是，得不到保护的广大民众已经从衷心拥护太平天国变为以太平天国“为仇”了。
总之，失去控制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太平天国在后期已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众信任危机之中。正如侍王李侍贤在一封信中所分析那样：假如目前情况继续下去，“将死无葬身之地”。很显然，太平天国的结局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三）民众归属、相爱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政权的不断封建化，曾经人人向往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理想家园”逐渐失去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信任，家庭温馨的光芒，又回到起义前广西的老路上去了。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了兄弟姐妹平等，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幻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异常森严，贵贱愈加分明，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 16 个等级。君臣上下有了天渊之别，甚至连称呼、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
天王洪秀全外出，用轿夫 64 人；东王杨秀清外出，用轿夫 48 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外出，也有轿夫四人。天王外出，侍从仪卫之官就有 1621 人。东王外出，“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洪秀全在《幼学诗》中详细规定了君、臣、家、父、母、子、媳、兄、弟、姊、妹、夫、妻、嫂、婶、男、女等“道”，严格要求各归其位，按“道”行事。洪秀全变成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天下至尊，这哪里是当年救民于水火，亲近可人的“洪先生”呢？
第二，缘于广西的地域观念越来越浓厚，不同省、府、县、乡、里籍的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待遇等方面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史载太平天国的各级领导“多广西人”，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据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记录的《前期百官人物表》、《后期王爵人物表》、《天朝朝将、神将、主将人物表》、《六等爵人物表》的统计情况看，除极少数人是外省籍外，绝大多数为广西籍和广东籍人。
在太平天国的女官当中，也概莫能外。女官“显秩悉授广西妇女”，管理和监督其他省籍的妇女。而两湖、江苏等省籍的妇女则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活待遇方面，在天京，从咸丰三年夏到咸丰四年夏，妇女的粮食供应量减少了一半。在军事方面，两广籍战士充当主力。呤唎记载，李秀成的精锐卫队“全部来自忠王的故乡广西省，大多数是山区的苗（瑶）族。
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之所以形成洪秀全、冯云山集团和杨秀清、萧朝贵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也与地域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洪、冯同为广东花县人；杨、萧则同为广西桂平人）。在太平天国后期，这种地域观念发展成为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军队的将领各自拥有地盘。如陈玉成在安庆，李秀成在苏杭，李侍贤在金华，杨辅清在宁国等。“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彼此“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输）将国库以固根本” (《太平天国：第 2 册》p847)，“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曾国藩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为此幸灾乐祸：“璋（林绍璋）、？（洪仁玕）、忠（李秀成）、侍（李世贤）各逆，皆貌合神离，积怨甚深。”我们知道，广西土客械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宗族观念在作祟，洪秀全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曾对此进行过大力鞭挞。但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曾经用来吸引广西民众的“天下一家”的说教，“何得存此疆彼疆之私”的豪言壮语，同乡“则爱之”，异乡“则憎之”的大声痛诉，以及“客家本地总相同”的庄严承诺，在太平天国的现实生活中统统化为乌有，引起两广省籍之外将士的强烈不满。在支持鼓励石达开出走的将领中，“大多数似乎是定都天京后加入太平天国的两湖三江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三，血缘宗法关系的不断加强，造成太平天国将士离心，人心冷淡，政治日趋腐败。突出表现在洪秀全任人唯亲，重用同姓，排斥打击异姓。
洪秀全自天京事变后，特别是 1860 年以后，对外姓将领便不再信任，猜疑不断。对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虽然迫于形势，封其为圣神电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心存疑忌，故又封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的不信任和猜疑使石达开“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而被迫出走，独立作战。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狈（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走，此误至大”，更导致“军民之心散乱”。
这也标志着太平天国对民众归属感的彻底破裂。对于英王陈玉成，洪秀全仅因其曾说过他为政不公，竞连下“圣诏三道，圣旗一道”，借皖北战局的失利将其爵职革去。对于忠王李秀成，则更表现出洪秀全对外姓将领的不信任和变化无常。
1857 年，因李秀成建议他罢黜贪利昏庸的洪仁达和洪仁发，肃正朝纲，体恤世人，洪秀全大怒之下，便革了李秀成的爵职。1859 年，怀疑李秀成“定有变意”，断绝李秀成退往天京的后路，差点中了叛徒李昭寿的挑拨离间之计。1864 年，在天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危急情况下，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反而斥责“尔不扶，有人扶”，不仅歪曲了忠王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天国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
洪秀全不信任外姓将领，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家天下”的血缘宗法思想。正是这种思想才重用了“既无才情，又无算计”的兄长为王。洪仁玕虽有才干，但无资历，无战功，不服众，重用他总揽朝政，反而激起众多将领的不满，“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造成“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洪秀全当年猛烈抨击的“同姓则爱之”，“异姓则憎之”的理论也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失去了吸引力。李秀成痛心地指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导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这注定了洪秀全必然成为孤家寡人，独力难支。
第四，太平天国高层领导成员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演变为“天京大屠杀”。定都天京后，领导成员之间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亲密无间以及“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的追求，“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张德坚.贼情汇纂]，“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和处死，王长兄洪仁发、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兴国侯陈承路、卫国侯黄玉昆等高级领导人都受过其杖责，甚至连洪秀全也差点难逃一杖。
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加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诏杀杨”，终于酿成“威逼太过，此三人（韦、石、秦）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而杀之的天京事变。兄弟相残，无异于在天京演出了一场广西土客之间“陵（凌）夺斗杀之世”的大械斗。
东王、北王以及数万名太平军将士的尸骨和鲜血充分说明了“理想天国”仍然是“强犯弱，众暴寡”，“尔吞我并”的“乖漓浇薄之世”，与当年土匪横行、土客械斗的广西社会没有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对洪秀全“以爱人为心，教人为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无情嘲讽。从此，太平天国人心涣散，军心动摇，许多将士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的歌谣，正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天国归属向往的彻底破灭，表明了太平天国对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彻底瓦解，表明了民众精神支柱的彻底破裂。太平天国也随着这首凄楚悲沧的哀歌走到了历史尽头！
【参考文献】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