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李鸿章算是千古罪人吗？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秋草独寻】的最佳回答：
李鸿章千古肯定是啦，但是不是罪人就得要读者了解史实后再来出结论？
他在甲午战争中应负较大的责任，但这个是不是罪人就肯定不是啦。
甲午战争他的战略判断失误、任用私人、练军不利的责任。但是签马关条约却不是他愿意去的。是光绪一定要他去议和，其中与翁同龢的对话就很清晰。
议和之过，在于谁？
议和前，李鸿章因战争失败已经被革去职务，光绪一定要李鸿章议和，又重新任务他钦差大臣之职。
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两广总督）劝李鸿章不要再去为朝廷卖命，兄弟俩同时辞职。李鸿章考虑之后，觉得在此危难之际不能撒手不管，这不符合他勇于任事的性格，逐李翰章辞官归隐。
决定为朝廷担此重任。他和光绪说如果谈判要成功的话，以他对日本的了解，如果不割地这个谈判是谈不成的。光绪帝为早日结束这个恶梦，同意割地。而户部尚书翁同龢却坚决反对割地，但他又一定要李鸿章去谈判，李鸿章就对光绪说：“那还是叫翁师傅去谈吧”。这一下翁同龢就马上推托，：“老臣对于谈判之事历来生疏，还是少荃胜于我”。李鸿章说：“如要议和，不割地我亦将有辱使命！还是翁师傅去吧”，翁同龢只好承认要割地。但之后，翁同龢又与光绪把这件事的罪责就推到李鸿章身上。
同样，庚子辛丑条约，更不关李鸿章的事情，李鸿章只是最后和谈时，慈禧下谕旨 12 道催他或是求他去主持和谈。记得，在广州上船时，南海知县劝他不要去了，但国家有难，又怎能不去，全国的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荣禄、奕劻都指望他呢，最后他对南海知县说：“又要去当卖国贼罗”，然后悲怆着上船。
父子替罪羊
当然这事情必须有个人担责，找替罪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李鸿章一回国，就被免去职务，拔去三眼花翎。
交割台湾更不是他愿意的，而是光绪严旨要他儿子李经方必须去交割。李经方痛苦万分，几次推辞，却不得光绪同意。只得去办交割。结果儿子又成了另一个替罪羊。
究竟什么是罪人？
必须先明确两国之间战争从来都是实力之争。所以要明确祸首的话，首先是国力上的祸首。其次是战备、战略上的祸首，再其次是战术上的祸首。
1、首先在国力上对比上，清朝已现颓势
1893 年日本预算收入为 8804 万日元，实际决算为 11377 万日元，相当于 7585 万两白银（1 两白银约 1.5 日元），只比清政府同期（8867 万两白银）少 1282 万两。1894 年开战当年，日本还通过战争债券搜刮巨额资金，双方差距进一步减少甚至让日本反超中国。而且因中国人口众多，财政分摊巨大，用于军备的费用远低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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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日本的铁路 3000 多公里，中国连同台湾在一起铁路才 300 公里，10 倍的差距。所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几乎不用千里急行军，从国内坐火车上轮船，直接开赴战场，而清军大部分都要长途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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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1893 年日本有轮船 680 艘，110205 吨，1894 年清招商局有 26 艘轮船 22900 吨，民间轮船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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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业：1894 年清有 4 家机器纱厂，纱锭 13 万，日本则有 40 家机器纱厂，纱锭 38 万，1891 年就实现了大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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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产量：1894 年清工业产煤可查产量约 54.4 万吨，而日本是 426.1 万吨，出口到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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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造船、军工等企业，则两国水平接近。
国力上的问题首要责任在于中枢，慈禧没有魄力改革、光绪还没来得及改革，翁同龢反对改革，奕劻又坐视不理。中国在搞改革的只有李鸿章与张之洞，但张之洞的改革路径又出问题，500 多万两银子砸进去，没有任何收益。只有李鸿章的开平煤矿、电报局、招商局在赢利。哪怕李鸿章强调的铁路、煤矿能够提前到位，也不至于如此惨状。
2、军力对比，落后太多
军备设施：
- 海军，户部与海军衙门从 1888 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未添一舰，未加一炮，战前李鸿章要求加装速射炮又未果。这个责任在中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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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最具战斗力淮军总兵力仅 4 万左右，还须各地调防，在朝鲜遭伏击后再无军队平衡，而湘军、八旗、绿军这些军队在小股日军面前都基本溃散，基本没有战斗力。而日本常备军达到 7 个师团，7 万多人，而且加上预备役，整个战争兵力达到 24 万。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多次要求裁撤八旗绿营，以造新军均未果，使得陆军没有足够的经费进行装备。这个责任仍在慈禧、中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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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能力：日本的军事工业已经起步，能够造出下濑炸药等优质炸药，造船工业，已开始制造三景舰级别的军舰，万吨级军舰也已开始制造。这个与军事工业的体制有较大关系。体制改革的责任还是中枢负责，至少李鸿章的官督民办模式还是最先进的。
- 军制：日本已采用国家层面的参谋本部制度，而清军仍是北洋的幕僚制度，在各军区、军种、情报、地图、后勤协调等方面全面落后，直到袁世凯时期才建立起来。 中枢甚至以为对于李鸿章报告的日本情况是”挟洋以自重“。这个责任，中枢当负大责，李鸿章负小责。
3、战略筹备，不知彼此，战和不定，多头指挥。
不知实力对比，
1）战守之策不能统一：朝廷要求全面出击，而前线统帅李鸿章则认为以守为主。首先造成战略不一，所以在平壤部队出国境太远，平壤之战，指挥官协调不一，粮弹供应明显不足，是以撤退主因。如果按朝廷要求在朝鲜主动出击的话，基本没有胜算。相对来说，李鸿章的建议更趋于实际。如果李鸿章一开始与朝廷统一意见要求先发制人，情况也许会好一点，但最终结果也必然是失败。海军不能保障运输线，陆路运输过于落后，这是关鍵
2）战争调度：陆海军的调度，已经不能完全归之于李鸿章调度，朝廷内部不断强调换帅，但又无人可换。同时皇帝的指示常常指向提督一级，丁汝昌被多次严旨调动，并几次被降罪。此为光绪与翁同龢的责任为重。
3）军需筹备：没有提前准备军饷预算，后期通过向汇丰等银行借款二千多万银子，造成弹药、武器无法及时补充。大东沟海战前，海军所需的炮弹还在德国启程运输途中。这些都应以光绪不知调度，翁氏等中枢人员只知主战不知大势有关。
4）军队不能统一指挥：淮军、湘军、东北防军、绿营等不能统一，各部队不能配合。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完全为制衡李鸿章，牵制北洋，调走防军，使日军轻易烟台登陆，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罪责极大。按理，李秉衡应上军事法庭论斩。
4、战术层面：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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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训练松弛：淮军与北洋海军的训练均不能完善，军队废驰，没有实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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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制陈旧：仍然沿用湘军的营制，鸭绿江一战，宋庆指挥 100 多个营，一人命令 100 个人，而日军已采用先进的师、旅、团等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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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无统师：陆军统帅必须有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战时临时调叶志超为统领，后期为宋庆、吴大澂等均非刘铭传之类的统帅人物。造成一开始就是”蜀中无大将“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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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的战术问题，如乱发枪、不瞄准，部分指挥官平庸无能，撤退时军需常常资敌。
因此，战术方面，李鸿章当负首责，湘军等军应由刘坤一、吴大澂自负其责。
总的来说，如果国力、军备、战略、战术按比例来设的话，个人倾向于国力 60%，军备 20%、战略 15%、战术 5%而言，此种战争，战术再强打赢一仗还可，长时间、多兵种、连续作战是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而且一旦战败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
前面不知变革者，临战却以高喊主战口号就是罪人
可以说甲午战争就输在前面不知变革，培育元气，增强实力，战时临时抱佛脚，轻于一掷，却无可恢复。任何在这种情况下轻言主战，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即使开战，也应以自保为主，而不是保朝鲜。
而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孙家鼐这些大臣们，战前不愿意变革国家，以夷夏大防为名，千方百计阻挠国家的近代化。现在说来仍让人不耻。
谁在让国家富强？谁在让国家孱弱？
1879 年，李鸿章要办中国电报，保守派攻击以夷变夏
1881 年，李鸿章要修铁路，全都反对。李鸿章坚持在开平矿务局开建唐胥铁路，又遭清议反对，说是震动东陵，使得李鸿章只好用马拉火车运煤。
1883 年，李鸿章所办招商局正红火之时，朝廷又要调查招商局，致使唐廷枢、徐润等大实业家离职，从此招商局一阙不起。
1887 年，李鸿章要办近代银行、华美银行，在美国都已经筹集了 3 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 4 亿两白银。又被翁等联合阻拦。否则国家的财政怎么会那么艰难，慈禧修个园子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888 年，朝廷奏准津通铁路开工，又是翁与众保守派阻挡，说是铁路会让许多以车马为生计的人失业。使朝廷建设再次延迟。
1891 年，翁同龢又奏请户部为太后修园子，北洋海军三年停止购船购炮，致使已订到的新式 23 节航速的军舰，被日本购买，该舰成为甲午海战中的联合舰队战斗力最强的“吉野”号。
1892 年，关东铁路修建，光绪与翁同龢又下令不得借外资修建，而户部又不拨款，导致山海关至朝鲜边境的铁路不能通车，结果，战争爆发后，部队只能步行到朝鲜，既累又耗时。
1893 年，因新式速射炮的出现，日本联合舰队已广泛采用，李鸿章奏请购新式速射炮 30 门，朝廷回复：“该衙门知道了”六个字。
谁是罪人
以上事实，都说明李鸿章是在重重阻力下，大力建设国家的人。而满朝都是那些平时高谈阔论的拒绝改革，临时要一力主战的人
谁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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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网友【牛贯杰】的最佳回答：
我们通常讲，一个人的评价要“盖棺”才能“论定”。但随着李鸿章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以及他身后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而深刻的历史变迁，我们对李鸿章在他那个时代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的认识上，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反而呈现出多元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历史评价，有人说他是改革家，有人说他是卖国贼。当然，李鸿章的棺材后来也在那个特殊的狂热年代被后人开启，尸骨无存。
梁启超讲过，“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人们称为奸雄；“举天下人而誉之”，人们称其为豪杰。当然，这个天下人，普通人居其千百，不普通的人不得其一。那么，这些普通人去看待不普通的人，未必能理解他，看法也不一定准确。所以，“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反观李鸿章，“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这是梁启超写《李鸿章传》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