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如何分析《平凡的世界》里孙玉亭这一人物形象？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好书找读者】的最佳回答：
孙玉亭在《平凡的世界》是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是左倾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他有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鲜明的阶级立场。可以说在精神上有着无限的愉悦，可是物质生活却极度的贫乏。他一方面高喊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这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难以掩饰生活的困窘，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便用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他是那个特定年代特定人物的代表，他热衷左倾，信奉左倾然而却被左倾毒害。在那样的环境里使得他丧失了判断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头的革命理论机械地裁定周围的一切。
孙玉亭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顺应时代潮流，对党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正是由于他的忠心耿耿，所以他不自觉地成了政治运动的玩偶，他对党的极端热爱和对领导的极端崇拜使他毫不怀疑地执行着左倾;的各项指令。他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些指令是否正确，是否值的他贯彻和执行。他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地完成，完成上级给的任务。在革命事业上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同时在革命事业上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可是他的光景日月却过的一盘散沙，穿的鞋时常会从脚上飞出去。他对上级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时常给上级打小报告，迂腐至极。同时他也懦弱胆怯，明知自己的嫂嫂对自己有恩也很尊重自己的嫂嫂，可是在自己的老婆欺负嫂嫂的时候却不敢吱声;因偷情被困时吓的脸色灰白，浑身流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把他放在特定的环境和人群里，使得他的形象显得活灵活现。
(一)热心革命
孙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平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双水村也是个人物。②为了革命他不顾家，不种地，不照顾孩子，冬天穿着单薄的棉衣，鞋子破的时常从脚上飞出去，窑洞漆黑污秽，就这样整天饿着肚子穿着破鞋闹革命 。这样的困境并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在革命运动中他会把饿肚子的事先阁到一边而在精神上享受着无限的愉悦。我们不能在他的努力中看到他生活上的一点改善，可是他不会对革命减掉一份热情。自己的日月光景过的一盘散沙，可是却每天都想着开会，想着批斗，想着把革命事业做的红红火火。开会和批斗是那个特定年代的潮流和产物，而孙玉亭就是这个潮流的顺应者和执行者。他有着一腔迂腐的革命热情，后来由于实行了改革，所以孙玉亭不能再每天都开会，他活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每天吃完晚饭他就一个人来到过去经常开会的大队部院子里缅怀那些轰轰烈烈的岁月，心里有无限的悲凉。他对革命一片赤诚，他的精神就是靠着革命支持着。他在给女儿送的结婚笔记本还不忘体现他的革命热情；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可见他的革命热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二) 阶级立场鲜明
孙玉亭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他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见不得一点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倾向。他的侄女婿因为贩卖了十几包老鼠药被拉去劳教，就因为这样他就不敢像往常那样有事没事到他哥家吃点剩饭抽几兜旱烟。而是站在公路下面喊他哥，生怕别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他的侄儿孙少安想在农村搞土地承包制，当书记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震惊的张大嘴巴，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并且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看到这个地方时我不禁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笑话:
文革中一人很积极，深受上面的重用，但他有个不弱点，其父亲在文革前是会计，村里有人抓住这点对其进行攻击。他回去和父亲商量，说要对他开个批斗会，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会计疼爱儿子，想着自己已经这么老了，不能连累儿子，只要儿子过好就好了，于是就同意了.当天晚上这个人把自己的父亲拉到高台上，振臂高呼：打倒我爹!下面所有的群众也跟着大叫：打倒我爹!
我们是该同情那些人还是该批判那些人那，在那样的年代，是环境造就了这些人，他们做的只是顺应潮流，想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作为。他们在思想上空积极，自家境况一包烂，可是依然热心村中的大小事务。把自己的信仰始终放在首要位置，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包括自己的亲人，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有些甚至会六亲不认。不过孙玉亭有些时候他还会顾及到亲人。比如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上级要孙玉亭在双水村也找个阶级敌人来批斗，他想来想去没有适合的人，转念他想到他哥孙玉厚刚才说的话就够资格拉出来批斗，但他想那毕竟是他哥，所以就拉了一个有精神病的田二人去批斗。
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也就会出现那样一批像孙玉亭一样荒唐的人，这些荒唐的人来完成那些荒唐的任务。他们把上级给的任务和指标想法设法的完成，来使自己跟随时代的步伐，不落后。从来都不会质疑自己信仰的东西和自己做的事情，只是一味的往前冲。
【2】、来自网友【书房记】的最佳回答：
孙玉亭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是一个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的人物形象。品味孙玉亭的人物形象，我们在为其无知、愚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发笑的同时，也会为其无法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无奈现实感到深深的悲悯和同情。这个让人产生复杂审美感受的人物形象，可谓路遥小说人物画廊中闪亮的一笔。
孙玉亭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贫困的兄嫂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为了让他更有出息，兄长孙玉厚尽全力把他送到外地上学。毕业后他当上了工人，脱离了农民的身份，这对整个孙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但不到几年的功夫，他却从工厂里跑了回来，蛮横地要求兄长给他娶个媳妇。他再次成为农民。已经在困苦中麻木的孙玉厚咬牙借钱给他娶了老婆，但他在嫂嫂被自己老婆欺负时却不敢插手劝解。他的兄嫂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他再婚后还要靠哥哥的接济生活，他的烟草一年四季都是由哥哥供给的。就这样，孙玉亭窝窝囊囊地活着。
他终于等到了“文革”，他所有的才华、精力、时间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为了革命，他和媳妇都不顾家，不种田，不照顾孩子。他冬天的棉衣依然单薄，鞋子破得会时常从脚上飞出去，窑洞漆黑污秽。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左倾”错误的纠正，人民开始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提高收入。而现实经济条件困顿的孙玉亭不得不作出选择，跟着侄儿孙少安走“资本主义”路线，并为他出谋划策、张罗仪式扩大影响，有时又怀念集体生活，渴望并企图“复辟”。
如果说孙玉亭的“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悲剧的话，那么，社会极左思潮的泛滥，则是他人生悲剧中的社会悲剧。
处在极左思潮下的孙玉亭，其人格内涵表现为对极左思潮的偏执和狂热。为了实现目标，孙玉亭处处以革命和政治为“第一生命”，甚至不惜以牺牲亲情换得政治上的荣誉与忠诚。当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劳教时，由于怕有人说他划不清界线，一向吃完饭有事没事都要到孙玉厚家坐一会儿的孙玉亭，再也不去哥家了，有事竟是隔着公路喊“哥”；怕政治影响不好，他又推让别人宣布释放王满银。
可以看出，孙玉亭在关心自身政治名誉时，连同胞兄弟的情意也可以忽略。其次，作风浮夸。为了完成揪斗阶级敌人的“光荣使命”，他竟将傻子田二推上审判台。
可以说他是只靠思想上的积极，而投机钻营到干部队伍中的文化盲。他谈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活来一窍不通，做群众工作只靠空洞的说教，并不懂得靠自身的表率来引导。
好逸恶劳。孙玉亭“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实惠也从不拒绝”，实质上是一种骗吃骗喝的流氓恶习。孙玉亭在公社大队吃喝不说，还死皮赖脸地到哥哥和侄儿处白吃；也忍不住追求“浪漫的资产阶级情调”，和王彩娥这样的风流女人“麻糊”在一起；他坚决反对刘玉升的迷信活动，立场却是“文革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主义和虚无主义。由此可见，孙玉亭的积极革命是他性格中的恶习、封建奴性和极左思想相结合的扭曲。这种结合造成了他人生中的悲剧，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
所谓精神家园，就是精神栖息、情感皈依之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是不同的，就像他们在自己责任田里种上不同的庄稼。健康的精神家园是丰厚、和谐、充实的，是不会让杂草蔓生的。
孙玉亭的精神家园一片贫瘠，压根就没种上几棵好草好苗。当“革命”的种子洒向大地时，其就会在孙玉亭的精神家园迅速生根发芽，并最终奴役他的灵魂。虽然“革命”结束了，但他心灵上的阴影不会消失，并将在新的现实中上演意识形态与行为高度脱轨的可笑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