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指中国什么地方？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青陽帝君】的最佳回答：
“
最早的中国
”出自
洛阳地区
，这里除了是
何尊铭文中“中国”一词的最早指代地
，也历史记载的
夏商周三代建都之地
和考古发现的
“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所在地
。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何尊铭文中：
何尊是西周早期
周成王
时期的青铜器，其内底铸铭文 12 行 122 字，记载了
周成王五年，在洛阳地区营建
成周
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进行训诰之事，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即“
宅兹中国
”，铭文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中国”两字
首次出现在何尊铭文中意义重大，何尊铭文不仅是“中国”一词出土最早的见证，也表明了洛阳地区在早期便是“中国”的所在地，即天下之中。
从武王到成王（周公）营建成周的过程：
《史记·周本纪》武王灭商后与周公“度邑”之言：“
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
”
之后，成王继承了父亲武王的事业：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
天下之中
，四方入贡道里均。”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与“何尊铭文”对照：
“
皇天既付中国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在早期，最初的“中国”，实为“国中”，乃都城（京师）之意。
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称
成周
，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
王城
，用以控制东方。
除了上面的内容，
在没有“何尊”出土前，洛阳被称为“中国”、“地中（土中）”或“天下之中”的史书记载还有很多。
如《史记·封禅书》：“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
”《春秋繁露》亦云：“
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
”
这里的“中国”就是“河洛”地区的代称
。
《史记·周本纪》：“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
天下之中
，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汉书》：“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
土中
，诸侯番屏四方，故立京师。”
《逸周书·作雒》：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
俾中天下
，及将致政，乃作
大邑成周于土中
，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
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
《尚书·召告》：“王来绍上帝，自服于
土中
。”
《周札·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合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司农云：“
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
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在登封测影定“地中”之事。
《钦定古今图书·坤舆典第一百十二卷》：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郑元曰：
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
洛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
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
盖盛称华夏之地，居
地势之中
，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
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
《帝王世纪》：“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职贡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既
土中
。”
《竹书纪年》：“无事则都洛师，宅
土中
，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另《左传》中，也有关于周人“四土”范围的描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按照周人的描述，
关中地区为西土，泰山淄博附近为东土，南阳襄樊附近为南土，辽，燕至陕北，为北土；
所以周境四裔之内，地理中心的“中国”就在今天的洛阳地区
。
关于先秦时的“中国”范围，古人早有论述，如
宋《容斋随笔·周世中国地》
：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地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军、伊雒之戎。京东有菜、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
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另《战国策》所载：“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也大致符合。
关中地区在早期历史上的定位：
先秦时，
关中所在关中所在为雍州“西土”，不属于“中国（中原）”范围
，
如《史记·秦本纪》载：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齐太公世家》：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
另商周之际，
周人同样以“西土”之人自居
，先秦及后世典籍中这类记载有很多，
如《书·泰誓中》：“
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
” 孔 传：“武王在西，故称西土。”《左传·昭公九年》：“
王使詹桓伯辞於晋曰：‘我自夏 以后稷，魏、駘、芮、岐、毕，吾西土也。’
” 杜预 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文选·班固〈西都赋〉序》：“
西土耆老，咸怀怨思。
” 李善 注：“长安在西，故曰西土。”
周朝典籍《尚书》、《逸周书》中也时常提及“西土”，如：
《牧誓》：“
逖矣，西土之人!
”
《大诰》：“
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
《
康诰
》：“
以修我西土。
”
《酒诰》：“
封！我西土荣徂邦君御事小子。
”
《康王之诰》：“
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
”
《商誓解》：“
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
”
《度邑解》：“
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
”
孔传解释为“武王在西，故称西土”，这里的“西土”不仅是一个方位词，还带有一种地域群体意识；
天下肇分九州之时，“关中”为雍州之地，雍州又为西土，故以“西土”代指周部族所居的故地
。
如：周部族在古公直父时为戎狄所逼，自豳迁至岐下，到达“周原”，周人以邑为名，号为周。即《穆天子传》卷二：“
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
”之说。
周人力量不断增强，周人领袖开始被商王朝所倚重。“
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文王被封为“西伯”，取得了专征伐的大权。周向外扩张，北伐犬戎，西征密须，东攻黎、邗、崇，取得辉煌的战绩，使这些小邦国“再驾而降为臣”，成为周的与国。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指多数诸侯国归顺于周，由此之后周人在西方继续壮大，即周公称赞文王曰：“
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
”可见，
“西土”在此时仍然是周人故国自称
。
武王十一年率周师东征商纣王朝，“
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
武王病逝后，三监叛乱，“
肆朕诞以尔东征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王朝，“
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
此亦为周人潜意识里的西土概念
。
及周公成王东征以后，周人正式成为天下共主。为了将所得的天下延续下去，“
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决定在中原地区营建洛邑。《尚书·梓材》云：“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这里的“中国”应指洛邑一带的中原地区，在当时周人的地理认识中，洛邑即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则表明周王受命于天，已是中国之主，此后的周人已很少提到西土。由此可知，
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周人原有的西土意识逐渐衰落，有德之君受命于天的中国之主的意识逐渐兴起
。
周人“中国之主”观念具有地域中心认识和政治统治理念两层意义。武王新胜之后，希望在“中国”治理殷商遗民。周人认为洛邑“
无远天室，其名兹日度邑。
”决定在天下的中部营建新都洛邑，“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由此可知，
周人把中国与天命相提并论，表现了周人的正统意识
。
而历史上，夏商周三代都曾在洛阳建都，位于伊洛河流域的“有夏之居”，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地带，也是洛阳地区在早期被称为“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夏朝都邑变迁：
商朝都邑变迁：
周朝都邑变迁：
【2】、来自网友【旧时大叔】的最佳回答：
本没想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某大咖文章里发布评论时，却发现被设置了权限，无法评论。
不得已，自己来吧……[呲牙]
何尊中，“中国”到底指哪里，争议颇大，许多人引经据典，但很少有人从根本逻辑去思考问题。不妨理顺一下:
第一，何尊为西周初年所造，其铭文，是当时及时记录，具有绝对真实性，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第二，何尊铭文中，没有洛阳、洛邑等文字出现，也不可能出现洛邑、洛阳，何尊铸成时，尚没有洛邑。
第三，何尊本与洛邑没有交集，但因文献中有“成周洛邑”的描述，并有《洛诰》等辅助印证，故有人认为何尊中的中国，是指成周洛邑（洛阳）。但后世文献，时隔久远，为后世整理，存在错漏、推测、甚至篡改成分，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必须经过多方印证，正所谓孤证不立。
第四，文献中“成周洛邑”的成立，须有洛邑成周城考古发现做支持。但至今未发现洛邑成周城。故文献“成周洛邑”，未得到充分证实。更何况，司马迁两千年前就对此提出过质疑，本身就存在历史争议，目前不具备证据特征。
第五，何尊铭文，为最直接的及时记录。何尊铭文，可以直接用来判定后世文献真伪、错漏，而后世文献，却无法推倒何尊铭文的真实性。用后世有争议文献，强行给何尊铭文释义，逻辑错误，是极不科学的。
最后，抛开后世文献，单纯解读和尊铭文，王说:“余其宅兹中国”，虽未指明具体地点，但很明确——王之所在，即为中国。王及其后世三百年里西周所有的王，均宅兹丰镐。丰镐遗址，已经被发现证实，且被证实为西周唯一永久都城。最早中国，丰镐的证据链更为真实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