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宋到南宋之间，还有一个朝代，有没有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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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中旬，金军分东西两路大军分别渡过黄河攻宋，将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团团包围。十二月初一，宋钦宗向金人送去降表，正式投降。金军攻占汴梁城，北宋王朝灭亡。

次年三月七日，金军册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僭号“大楚”。张邦昌是何许人物？金人为何要册立他为傀儡皇帝？

据史书记载，张邦昌(1083-1127 年)，字子能，北宋末年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曾因训导失职，被贬为提举崇福宫，知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知洪州改为礼部侍郎。

宣和元年(1119)，任尚书右丞，后转为左丞，再迁中书侍郎、少宰、太宰等职。他因善于逢迎投机，深得徽、钦二帝宠信，官运亨通，位居宋廷要职。

靖康元年一月，金军主帅宗望(斡离不)率领大军一路夺关斩将，向宋大举进攻，很快就占领离京城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宋徽宗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逃往江南，把一个乱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

钦宗在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一时间群情激奋，朝堂上下一片铲除奸贼抗金卫国的呼声。于是钦宗罢免了蔡京、童贯、王黼等所谓“六贼”，任用主战派中坚人物李纲守御京城，擢张邦昌为少宰，宣布亲征。

宋钦宗摆出的这种姿态，姑且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对大宋臣民来说，多少是种安慰，这似乎为国势危急的北宋带来了一线生机。

金人原以为宋朝君昏臣弱，取京城易如反掌，不想李纲统军有方，守备得当，城池坚不可摧。金军统帅宗望见一时不能得逞，便派吴孝民前来议和。

其实宋钦宗性格懦弱，骨子里和其父徽宗一样，畏敌如虎，求和心切。钦宗见了金国使者大喜，他当即派李棁、郑望之等大臣入金营和谈。

金人要挟宋方必须赔偿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缎百万匹;割三镇土地，派出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议和！

事实上金军孤军深人，后援、粮草难以跟上，已犯兵家之忌，势必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一段日子，各路勤王宋军就能赶到，大兵四集，里应外合，金兵腹背受敌，形势便会发生逆转。

金人此时开出的条件纯属狮子大开口，是对北宋朝廷的讹诈。宋钦宗君臣如果明白这一点，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但北宋执政大臣李邦彦、张邦昌等人贪生怕死，不惜卖国求安，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深为社稷担忧，向钦宗陈明利害。钦宗不理，他本来就胆小怯懦，听信张邦昌等人的谗言，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人金求和。

当年二月，北宋大将姚平仲企图率兵偷袭金营，生擒敌首宗望。姚平仲此举虽然勇敢，但考虑不周，在己方准备并不充分的前提下，贸然向金军发动了攻击。姚平仲的行动计划不意被人泄露，金人得到消息后严阵以待，当夜参与偷袭金营的宋军中了埋伏，大败而散。

姚平仲的失败使北宋朝廷中一些贪生怕死者对金军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也给了这些投降派口实，认定求和才是唯一出路。

姚平仲的行动也惹恼了金军主帅宗望，宗望立即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必死无疑，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向宗望磕头如捣蒜，连说姚平仲夜袭只是个人行为，绝非朝廷本意。

宗望因为金军势孤，明白在宋境内不能久待，所以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只是威逼宋廷尽快实施各项赔偿条款。

张邦昌在金人面前露出的奴才相，给宗望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觉得放这个软骨头回汴梁，日后或许能派上用场。

而宋廷方面却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钦宗下旨加封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送亲王中地位更高的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务，欲以此向金军赔礼谢罪。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宋军援兵到来，于是撤兵北归。

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汴梁，又开始花天酒地起来。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李纲忧心忡忡，“上备边御敌八策，不见听用”。朝廷中还有一批人向李纲发起攻击，说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李纲先是被贬出京城，随后又被罢免职务。

可是好景不长，金军又派出东西两路大军由宗翰、宗望分别统帅进犯中原，宋朝再度陷入危机。宋南道总管张叔夜、陕西制置使钱盖等人，各统兵赶赴京城勤王。朝廷中掌握大权的主和派却“亟檄止诸军勿前”。

京城中一些激奋之士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主持割地，有通敌嫌疑，乃社稷之贼。钦宗只得停止割地之议，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金军此次攻宋，显然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了全国的精悍兵力，而宋境内防御松弛，金军一路杀来，势如破竹。

那年冬天东京被全面攻陷。金兵将城内洗劫一空，又乘胜拘系了二帝。金人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故而不敢直接出面，在开封贸然登基，成为帝国天子，于是急欲推出傀儡，充当自己的代理人。

当时在汴梁城内的不少宋臣民要求立赵氏之后，金人大怒，用武力将百官召集一处，令他们再议。金人认为张邦昌容易控制，因此要求北宋降臣们递呈劝进表，拥戴张邦昌为“大楚皇帝”。

张邦昌就这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傀儡。

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张邦昌任命的大臣官职上都有一个“权”字，以表示代理之意，如“王时雍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权同知枢密院事，吕好问权领门下省，徐秉哲权领中书省”等等。张邦昌被推上皇位，前后共三十三天。

平心而论，张邦昌这三十三天皇帝当得确实也不舒坦。

在这三十三天中，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发布命令使用“手书”而不是诏书，自称“余”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王时雍等人“每言事邦昌前，辄称‘臣启陛下’，邦昌斥之”。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徽、钦“二帝北迁，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薰门”，可谓行规步矩，小心谨慎之至。

三月二十五日，宋元祐皇太后下诏当时在南京(今河南新乡)的大元帅康王赵构组织新政府，张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礼迎请康王。

奉还大宝于康王，见康王后“伏地恸哭请死”。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但是无论张邦昌如何行规步矩、小心谨慎，无论他怎样解释，他屈事敌人，认敌为父，甘做傀儡皇帝，都是历史事实。

那么，当时的张邦昌能不能想办法不做傀儡？或者说，面临金人欲册立他为楚帝的形势下，他还有没有其他路可走？

历史上很多人认为，张邦昌当时最理想的结局就是自杀。

中国历史上忠臣烈士不少，这些烈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多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不过这个代价太重，张邦昌看来没有这样的勇气，一些野史说张邦昌也软磨硬泡过几天，听到被金人推为楚帝时，先是痛哭倒地，然后是以头撞柱子和地面，做出一副想要自杀的样子，假意抗争了几回，随后乖乖就范(《大金吊伐录》《南征录汇》)，这些自杀的举动显然是假动作，他贪生怕死，根本就不会为国殉节，以死明志。

张邦昌还有一条路，就是逃走，“三十六计走为上”，易服潜行，逃出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在当时仍然不失为一个良策。当然在金人大军围逼之下，逃走谈何容易，但金人走后，张邦昌依然待在宫中不走，这就说明张邦昌不想逃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动过逃走这个念头。

既不想自杀，也不想逃走，在张邦昌面前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装病或者装疯。这个办法自古以来好多人用过，战国时孙膑投奔同窗庞涓，庞涓忌妒他的才华，暗中加害于他，为避庞涓迫害，孙膑无奈装疯，蓬头垢面，胡言乱语，在大街上满地乱滚，让庞涓不再防备，伺机逃出了魏国。

三国时的司马懿也是装病专家。曹操对司马懿早有防范之心，建安六年，他派人征召司马懿，司马懿不去，装病，说是患了风湿，起动不便。曹操怀疑，派人偷窥，司马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起来跟真的患了大病一样，躲过了杀身之祸。

魏明帝曹睿病逝前，把托孤重任交付给曹爽和司马懿，曹爽大权独揽，对司马懿十分忌惮，就派出使者前去观察司马懿，司马懿于是再次装病，在使者面前，耳聋昏聩，嘴角流涎，喝口稀饭滴得满身都是，一副气若游丝、不久人世的样子，在曹爽信以为真，失去了防范心之际，他却暗中厉兵秣马，发动政变，诛杀曹爽党族。

如果张邦昌真的认为让他当傀儡皇帝是一件大难事，他装病或者装疯，或许能躲过这场政治风波，金人即使再蛮不讲理，想来也不会强拉一个病人或者疯汉坐上皇帝宝座。

问题是张邦昌这个人既不愿意自杀，也不想逃走，更不想装病或者装疯，这个人可以用“心黑胆小”四个字来形容。他生性软弱，患得患失，对名利地位看得很重，既不像后来的刘豫那样死心塌地做金人傀儡，但也不愿意做一个慷慨激昂的烈士，心中想的是如果宋廷真的就此一蹶不振，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安稳坐下去也未可知，这样岂不是捡到了天大的便宜。

退一步讲，倘若老天不灭大宋，宋廷一有复兴迹象，只要自己马上转舵，放弃帝位，向赵家皇帝悲切陈情，诉说自己的难处，赵家皇帝还能放自己一马，这样仍然不失荣华富贵。张邦昌自以为进退自如，算盘打得很精。

《宋史》中说：“邦昌人居尚书省，金人趣劝进，邦昌始欲引决，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适金人奉册宝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伪位，僭号大楚，拟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设位御床西受贺。”

明明心中想着当这个皇帝，表面上却装出万般无奈的样子，甚至作出自杀的举动。边上有人一劝，马上又找到了不死的理由，当这个皇帝是为了避免京城生灵涂炭，于是心安理得坐上宝座。

《宋史》中还说：“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选郎官为四方密谕使。”像模像样，真的摆出了皇帝的架势。金军北归后，张邦昌还煞有介事降手书大赦天下。

当时留在汴梁的原北宋朝臣中仍然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人物，张邦昌当上了伪楚皇帝后，尽管他一再装腔作势，有时免不了要摆摆“皇帝”的派头，吕好问私下对他说：“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邪？”

张邦昌反问：“是言何也？”吕好问告诉他：“人情归公者，劫于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复有今日乎？”张邦昌这才有所收敛。

一些马屁精劝张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吕好问争之，乃止”。

即使是后来迎立康王赵构登基，也是吕好问等人出的主意，吕好问对张邦昌说：“康王居外久，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又说：“为今计者，当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竭力劝张邦昌奉迎康王。张邦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元祐皇后是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废后。金军攻陷汴梁后，按名册将留在京城的徽、钦二帝和后妃、亲王、郡王、驸马、公主、宗室、眷属等数千人押送北上，元祐皇后因为已经被废而躲过了大难，趁乱中逃出了京城。后来她联系上了时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因此离开京城而免遭劫难的唯一一位亲王一一康王赵构。

其实张邦昌并不想心甘情愿地交出皇位。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张邦昌“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人御延福宫”。仿宋初太祖登基，迎周太后入西宫故事。他在册文中还写上“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宫之礼”的字句，表示出新王朝已经建立，对旧朝太后仍然尊奉的意思。这个时候的张邦昌还是没有打消自己当皇帝的念头，直到一批赵氏宗室写信怒斥张邦昌，责其反正，张邦昌才派人去迎接康王。

其实，被称为“中兴之主”的康王赵构的所作所为与张邦昌也没有多少区别。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

张邦昌跪地称贺。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过了几天，又下诏称“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如文彦博例，月两赴都堂”，享受前代重臣文彦博的待遇，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当时河南、河北一带，金人势力犹在，高宗被金军追迫，居然写信向金人乞饶：“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存一尊之人也。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大宋王朝的金珠玉帛无非是金人的“外府”，学士大夫也不过是金人的“陪隶”，“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赵构这些向敌人献媚的“谀词”，令人感到肉麻。他全然不顾国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认贼作父，与张邦昌所为同样让人痛恨！

张邦昌被公认为国贼，而赵构这样一个不堪的角色，却因其赵宋亲王身份被当时人奉为至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终不为朝野所容。李纲等人向赵构进言：“张邦昌久与机政，擢冠宰司，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易姓建邦，四十余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书，犹用周朝之故事。愿肆诸市朝，以为乱臣贼子戒。”“邦昌已僭逆，岂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为故天子哉？”高宗还是想包庇他，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免贷。”

有人告发，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赵构这才震怒，下诏曰：“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张邦昌奸私宫人的罪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张邦昌进宫后，与徽宗原来的侍妾彭氏有了奸情。

宋徽宗赵佶在当藩王时，曾经有过一名小妾彭氏，因犯有过错，被赶出王府，嫁给京城聂姓人为妻。赵佶当上皇帝后，突然思念起了彭氏，将她召入宫中，称她为彭婆，一时恩幸无比。

东京沦陷后，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在金军的押解下北上，彭婆因为在宫中没有名位，侥幸留了下来，一次趁张邦昌喝醉，对其挑逗，两人成奸，彭氏又令宫中比较美貌的宫女为张邦昌侍寝。(《挥麈后录》)

另一种说法是，张邦昌僭居内庭后，宫嫔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对他讨好，“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张邦昌自宫中退出后，李氏还私下相送。(《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令监司守臣常切觉察”，这种处分有点像现在对犯错误官员的双规，饮食起居、所有行动每月都要向尚书省报告。

几个月以后，金兵又以张邦昌被废为由来犯。高宗赵构决意南迁，当时民意沸腾，在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下，高宗赵构下诏：“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高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优支赏钱数百万缗，犹以迫于金人之势。比因鞫治它狱，始知在内衣赭衣，履黄裯，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尚加恻隐，不忍显肆朝市，只令自裁;全其家属，令潭州日给口粮，常切拘管。”

从赵构的立场来看，政治上的失节并不可怕，可以饶恕，甚至还能“嘉其用心”，但是张邦昌奸私宫人，“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却是十分的可恶，宫人是什么？宫人是皇帝的禁脔，岂容旁人染指！

张邦昌因此才罪不容赦，这种本末倒置的评判标准，现在看来未免觉得荒唐。据说，张邦昌起先并没有料到自己会被高宗判以死罪，行刑当日，张邦昌跪听诏书毕，心有不甘，起身后“徘徊退避，不忍自尽”。

执行官侍御史马伸严令迫之，士兵们一拥而上，将他押往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张邦昌望着镌刻有“平楚楼”三字的匾额，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

【2】、来自网友【Mer86】的最佳回答：

靖康元年（1126 年），金军一路南下，兵临汴梁城下。宋徽宗慌乱无措，便主动禅位于宋钦宗，然后他就跑到江南避祸去了。

宋钦宗上台后，想到当年宰相王黼暗中替三弟郓王赵楷筹划谋夺太子位之事，就气不打一出来。于是钦宗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暗中弄死了王黼、童贯等人。

之后钦宗想把王黼的小弟张邦昌也弄死，但当时金兵已经围城，要求北宋派一个宰相和一个亲王到金营谈判兼做人质，于是钦宗就想到了借金人之手杀了张邦昌的计策，给了张邦昌派了一个“美差”——让他和后来的宋高宗赵构一起到金营议和。

张邦昌是个人精，毕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知道自己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所以自打进了金营后，他就在各种场合哭，给金国人留下了一个他软弱无能的印象。而赵构则跟张邦昌完全相反，他当时涉世不深，凡事都跟金人抬杠，一副不怕死模样，表现的一点都不像个王爷（赵构后期软弱是后来的事，早期还是很钢的一个人）。

金人认为他是个假王爷，就扯理由把他赶了回去，又让钦宗 8 换了性格软弱的肃王赵枢到金营当人质。

后来宋金议和成功，北宋割地赔款，金军擒走肃王，撤兵退回北方。

赵构回去后，徽宗也回来了，徽宗和钦宗对赵构非常热情，封了他为太傅加节度使，这次危机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之后由于宋朝不割地，也凑不齐答应的赔款（五百万两黄金，五千万两白银），金国大怒，斥责宋朝言而无信，便再度挥师南下，打算给宋朝一点颜色看看。

当时宋朝财政匮乏，军队战斗力很差，既无力反攻，也无力防守。金军突破宋朝北部边防线后，又直奔东京而来。

这一次宋钦宗又无计可施，只好议和。为了表示隆重，只得再派一个亲王去议和。这次派谁去呢？只能是赵构，因为他熟悉，而且别的王爷也都不敢去。

赵构离京后，行至磁州，当地的知州宗泽闻讯赶来，在城外拦住了赵构。宗泽对赵构推心置腹的说，金国人狡诈，您此番前行，实在不妥当。肃王上次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您这次要是去了，估计也回不来。所以我劝您还是别去送死了，干脆留下了带领大家一起勤王护驾吧。

赵构想了想，觉得宗泽说的对。于是他就留在了磁州，静观事态发展。

当赵构在磁州盘桓之时，金军第二次打过了黄河，又把东京汴梁围了。

随着京城的被围，金军的临近，磁州也不安全了，赵构于是就离开磁州，跑到相州。之后又跑到了大名府。（这些地方都在黄河以北，因为金军直击东京，南下途中的很多州府都直接绕过，没打，所以赵构留在河北反而比待在东京更安全）

赵构到了相州后，从东京汴梁城来的使者就到了。使者告诉赵构，说钦宗皇帝知道赵构没去金营，没被俘虏，现在钦宗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在外招募军队，起兵勤王护驾。于是赵构就在大名府建立元帅府，开始招兵。

但是，把老百姓训练成合格的军人，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赵构当时只有口头名号，手上既没有实权，也没有粮饷，很难招到兵，况且招到了兵也不见得打得过金国人。所以赵构在相州扯旗子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后来东京城破，徽宗、钦宗被俘，金国嫌中原太热，就劫持了徽钦二帝以及后妃皇子连同宗室贵戚，全都被押赴北方金国，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金人南下之前，没想到宋朝这么容易就被灭亡了，他们南下的本意，只是觉得宋朝人言而无信，想罚惩一下而已。结果没想到这一惩罚太顺利了，居然把北宋给灭了。胜利来得实在太突然，让金国人措手不及。

金国人对如何统治广大中原汉地，没有任何经验。于是，就有金国权臣建议，不如让辽国的降臣们来统治中原汉地，因为契丹人统治过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有管理经验。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契丹降臣纷纷推辞。因为这就是个催命的工作：

你干好了，人家嫌你太有本事，怕你有异心；你干不好，人家嫌你没本事，有负信任。反正怎么干，到头来都是吃亏不讨好

。

契丹人不干，金国有将帅就又提议，干脆让宋朝的大臣当皇帝算了。这个建议得到了金太宗的准许。

但是让谁来当皇帝呢？为此，金国人召集宋朝降臣们开了个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讨论会上有个人坚决反对废黜赵氏，他认为赵氏统治中原一百多年，深仁厚泽，百姓众望所归，另立异姓为君，有负天下苍生，坚决不行。而这个坚决反对的人，大家可能料想不到，居然是秦桧。

金国人一看秦桧竟敢公开对抗，便把他和其他反对的大臣都抓了起来。金太宗的弟弟完颜昌觉得秦桧有骨气，便收留了秦桧，并将他一直带在身边。秦桧后来没死，能活着回南宋，也是因为他不怕死而得以免死。这真的是幽默。

处分完秦桧后，金国人再次召集宋朝降臣们开会，这一次没人敢反对了，但也没有敢出来背这个锅。

后来有个大臣从金营带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金国人中意的新皇帝人选张邦昌。金国人之所以选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老头比较好管。怎么看出来的呢？前面说了，张邦昌一进金营就哭，眼睛就没干过。这样的“老实人”好控制。

于是，张邦昌被金国人册立为皇帝，国号为“大楚”，都城定在金陵（今南京），但由于南京还没拿下，所以暂时就先在汴梁待着，大楚这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PS：张邦昌的“伪楚”与后来刘豫的“伪齐”有很大的不同。“伪齐”是有具体地盘的，大致为现在的河南、山东、关中。而“伪楚”没有具体地盘。张邦昌实际上是个只有名号，没有任何权力的光杆皇帝。

张邦昌得知自己被定为大楚皇帝，也是死活不干，他知道这不是小事，是谋大逆、株九族的大罪。他看推不掉，干脆躲了起来，玩儿起了消失。最后金国人放出狠话来，说张邦昌如果不当皇帝的话，就血洗开封，要把开封城男女老少杀个鸡犬不留。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非常灰色幽默的情景就出现了——

宋朝大臣们的都不想背锅，就集体推张邦昌出去背锅；老百姓怕被杀，也把矛头指向了张邦昌，说你不能连累我们，你不当皇帝，我们就全完了，坚决要求张邦昌当这个大汉奸

。

最后，金国人逼迫，同僚劝进，老百姓为了活命也是呼声高涨，张邦昌就这么被所有人抬到了皇位上，接受了大楚皇帝的册命，接受群臣朝贺。

据史料记载，张邦昌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哭哭啼啼地继位，比砍他头都还伤心。

张邦昌正式继位后，不敢坐御座，不敢坐北朝南开朝会，他就坐东朝西，表示自己只是临时工，不是真皇帝。并且百官向他行臣子礼仪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站起来还礼，再三表示我不是皇帝，咱们是平等的。自己只不过是替大宋皇帝看摊子，将来有朝一日宋室光复了，可以证明他没干过僭越之事，他从来不敢以皇帝自居。

半个多月后，金国留守人员见张邦昌的皇位貌似稳了，大楚王朝也建立了，就也走了。

金军一撤走，张邦昌马上就把宋哲宗的废后孟氏请了出来。孟氏是前朝的皇后，因得罪了哲宗而被废，做了女道士，因此就躲过了靖康之变。张邦昌请她出来，让她负责临朝听政，等于是政权交给了孟太后。

所以实际上，张邦昌的大楚皇帝只干了一个月左右（33 天），后面就是由孟太后负责临朝听政了。

北宋灭亡，赵氏被废，伪楚建立，汴梁发生的这些事，赵构在商丘看得一清二楚（赵构在大名府待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安全，就又跑到了黄河以南的东平府，后来又觉得东平府也不安全，就跑到了商丘），他身边的臣子也一清二楚。金人走后，这些人就给赵构上劝进表，说你现在是神宗皇帝仅存的嫡系子孙了，你必须当皇帝，这是你身为皇子不能推辞的义务。

赵构愿不愿意当这个皇帝，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赵构肚子里的蛔虫，无从知晓，没法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但他当这个皇帝，说句实在的，跟张邦昌也差不多，完全是被他人推上台的。

因为当时大臣公认的皇帝还是宋徽宗和钦宗，赵构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个临时工而已。而就是这种世人的心态，才导致后来赵构很介意别人提迎回徽钦二帝

。（这也间接的导致了岳飞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