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王小波逝世多年后，为什么仍然广受欢迎并被人们纪念？一共有 3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叉烧包啊叉烧包】的最佳回答：
谢邀。
一个好的作家,一个深邃的人，大约就是：你今天重新去理解他的文字或思想，会不自禁的“啊”一声，原来他可以领先于那个时代以及你那么多。
他当年思考到的深度，他剥离和解决症结的方式，他对待物质情欲的态度，他面朝困苦的坦然，他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他对自己的劝解，都可以在若干年或者若干世纪之后，给你答案。
【2】、来自网友【羽戈】的最佳回答：
王小波的杂文，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换言之，他在说理的同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
在王小波笔下，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说，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难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难得糊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是装傻，二是比傻。对一些人而言，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
那些愚人，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这背后的转向，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诸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云云。不过我觉得，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王小波不是说过么，伦理问题——“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是大家的事（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残酷语境之下，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更无从发掘“思维的乐趣”，捍卫思想的尊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关于说理，相比说出什么道理，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我还是以为，不独知识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讲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这一点，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
生于 1952 年的王小波，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那个年代强权当道，无理可讲。我们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进步，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理性与客观、中立一道，渐渐沦为贬义词，说理毫无立锥之地，现在流行什么，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毕生都在与愚蠢、偏见搏击，时至今日，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沉默的大多数”，生于今世，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
反抗沉默，可谓王小波的宿命。“……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写完这段话的 22 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他的英年早逝，使这些平实的汉字，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冠以“说理者”三字，以示我的感激和纪念。也许，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3】、来自网友【杨早讲史】的最佳回答：
王小波去世 20 年，名下添了许多走狗，坟前多了几部回忆与评论，然而也有不少的苛评，如思想不深刻，文字太色情一类。据我看来，誉者毁者，多将他做一个符号来用，自由主义，反体制，反矫情，反无趣，这些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每一面旗号下照例人头攒动，我也照例挑剔地冷眼旁观，忍住闲气阅读各色的文字。失望之余，每每重读王小波，也每每在暗夜的灯光圈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位作家，倘有足够的才气与聪慧，自然会让读者欣赏、愉悦。但让我这样的专业读者信任、叹服，难度在于作者要在文字、结构、想象力、品味各项上，全面地超越读者。只须有一项落了下风，当然不失一方诸侯，却未免让人心中小觑一下子。这一下子并不打紧，不影响文学史上的位置，却无法得到我的信任与偏爱。
我对王小波的偏爱，不是因为他辞了公职，不是因为他英年早逝，不是因为他同情同性恋，当然更不是因为他自由主义。即使我对此人一无所知，只读他的作品，照样会对他怀有足够的敬意，甚至不相信他曾经生活于我经历过的时代。
按照王蒙的说法，真正复杂、美好的事物，永远无法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我的一位朋友则说，对于真心喜欢的，往往只剩了结结巴巴的赞美。我读王小波十余年，初时颇有雄心壮心写一两篇长论，从重述故事、文革记忆、未来想象等等角度讨论他的小说，一遍遍读下来，这种雄心便一点点地黯淡。有时只是想：好不好将他热爱、赞美的那些书籍，汇编成一大巨册？《变形记》、《情人》、《看不见的城市》、《巨人传》、《巴巴拉上校》……据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在寻觅属于自己的那几部书，却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是哪几部。胡适鲁迅梁启超开国学入门书目，总是几十部上百部，他们学问太大，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书是他们最隐秘的灵魂之书。可是王小波，这个老好人，笑呵呵把他的选择公诸于众，尤其是他那篇《我的文学师承》，说破了新文学运动以来一桩大秘密。我用这篇文章，将前贤的只言片语串连起来，如郁达夫说“中国小说是欧洲小说的分支”，穆旦对中国传统语言的痛恨，格律新诗的全面溃败等等，一直延伸到王小波去世十年后，一个德国老头顾彬说出了“好的作家都是翻译家”。
这是一个作者能给读者的最大恩惠。他用自己的体验，得出简单的结论，却能让人借以看清被黑暗遮蔽的角落。我总在大量的阅读中苦苦寻觅这种思维之光，却一次次空手而返。十年以来，当代文学能给予我的，仍然只有王小波这盏小小的油灯。
陈丹青说，鲁迅的妙处，“什么事，都有大先生一句话在那里等着”。而鲁迅说，他所处的民国世界，与明末并无二致。我越来越相信，表面上，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背地里，却总有一些秘密长存世间，一旦被说出，就不会被妄念动摇。但是，言说并不能让秘密不再是秘密。在《我看国学热》发表廿多年后，咱们不是仍然举世如饮狂泉地粉丝于丹么？
20 年了，王小波仍然在被阅读，被谈论，这让我又高兴又郁闷。高兴，因为独乐乐何如众乐乐，郁闷，是由于想不通：为何王小波那么稀少？而看不起王小波的诸君，又为何总是无法让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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