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乾隆为何取消士绅当差？一共有 3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黑水布衣】的最佳回答：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这让句话现在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古代，官员们一般是不纳税的，这是他们的阶级特权之一。在明清时期，士绅阶层也有这个特权。而雍正皇帝针对官绅群体，开启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时代，极大的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不过到了乾隆时期，新皇帝很快就废除了这个制度，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增加国家收入不好吗？
这里有着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没有减轻庶民的负担
雍正皇帝的三项改革：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收入。当时康熙末期，外部战争频繁，内部贪腐严重，国库十分空虚，这才导致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也是希望能够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可随着时间流逝，这几项改革最终还是导致了民众的负担不断增大。
像火耗归公，依然挡不住官员私下增加火耗。至于官绅一体化更是如此，他们交出了粮食和赋税，转头就向民众摊派，最终还是民众承担下了所有。
另外，这种制度造成了官绅们的极大不满，他们当然不敢对皇帝怎么样，但也架不住幽幽之口。想想看，为何清代关于雍正皇帝的传闻最多？名声最差？这些官绅们可真是功不可没啊。
主观原因——乾隆皇帝要收复人心
乾隆皇帝的偶像是爷爷康熙，他继位后一直以所谓仁政治理天下，一改父亲严酷的铁腕政策，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这样的苛政有违儒家的治国理念。
从乾隆对于雍正时期的旧臣态度就能看出来，好在田文镜去世的早，要不很可能遭到清算，至于李卫和鄂尔泰也在乾隆前期去世。只有张廷玉不断的遭到了打压，差点丢掉了命，这就是乾隆的态度，对于前朝的一切都不喜欢！
废黜官绅一体化，正是乾隆皇帝收复人心的开始，这是一项几乎得到所有官员反对的政策，这时不废，何时废？
其实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深层原因——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皇帝从来不怕官员不满，毕竟想当官的有都是，不愿当可以不当，造不了反。但士绅阶层可不一样。
什么是士绅。可以理解为有一定功名（例如秀才、举人），但还没有成为官员的一类人。在古代，行政体系并不完善，管理基层仅靠官员是不够的，况且官员没几年就调任了，这就需要当地的士绅阶层来帮助官府维护地方稳定。可以认为士绅们才是最基层的管理者，而且他们的数量比官员要庞大的多。想想看，每次科举，进士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举人和秀才，还有数量更多的生员。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如果这些人的不满积压太久，难保发生民变之类的事情。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这些人完全可以煽动底层百姓造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去忽悠那些不识字的白丁，还不容易吗？他们可以对国家的政策曲解，不断的压迫底层民众，这就造成非常大的不稳定！
这件事如果放在乾隆后期来考虑，估计皇帝就不会这么做了，毕竟前期国库充盈，但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不断挥霍，到了乾隆后期也出现了财政困难的局面，于是和珅推出了“议罪银”制度，皇帝又开始搜刮官员了，可这些最后还是落到了民众头上，乾隆之后的民变剧增，达到了历史之最！
【2】、来自网友【兰台】的最佳回答：
因为“官绅一体当差”就是恶政，当然应该被取消。
接下来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官绅一体当差”为什么是恶政。
先说，“官绅一体当差”本身就没有在全国推行，只是在河南实行过一段时间，而且遭到了河南士绅强烈抵抗，乾隆帝继位后立刻宣布停止“官绅一体当差”这个恶政。
为什么“官绅一体当差”是恶政？
因为清代士绅优免不但是延续明朝政策，而是比明朝优免还减少了。
明朝一个秀才可以优免两个人不用服徭役，但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实行，徭役也货币化了，到了清朝，由于顺治年间清朝一直在南方打仗，财政吃紧，所以大幅度调整了继承于明朝的优免政策。
从明朝秀才可以优免两个人，改为“上至一品大学士，下至普通秀才，只能优免本人丁银”。
说白了，清朝政府打仗缺钱，所以削减了明朝的优免政策，从至少优免两人变成一品高官也只能优免本人的丁银。
所谓丁银就是人丁税，也就是徭役的货币化。
而明清税收在“摊丁入亩”前是由田赋+丁徭银组成的。
也就是不管明清，田赋都不是不优免的，士绅也得缴。清朝乾隆朝广东学政四川人李调元（三品），他在四川老家的田赋也是老实缴纳的。
所谓“摊丁入亩”其实就是把丁徭银（人头税）与田赋合而为一，用已故北大清史专家袁良义教授的话说：
清代将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
也就是说清政府这下子把原本士绅优免的丁徭银折入田赋里，等于是无形中取消了优免。
好了，既然已经摊丁入亩，那么地方衙门修桥铺路就应该自己花钱雇人，而不是继续征发老百姓免费干活。
田文镜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的背景是他要整修黄河，而整修黄河急需的是人力，是民夫。
河南的河工早在康熙朝就已经因为强征来的民夫大量逃亡而改为募役，规定是 2 两白银/月。但是当时河道总督靳辅觉得 2 两白银负担太重，仅实行了一年就在康熙十七年改为 1.2 两银子/月。
而在当时，花钱雇一个人替自己去河工是民夫的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4 两银子。
也就是说，康熙年间朝廷虽然是雇役，但其实所给工钱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那么，田文镜出多少钱呢？按照康熙十七年修河标准：
一两二钱银子。
一两二钱银子够不够呢？
根据相关史料，因为靳辅降低了工钱，结果河工上的民夫同样大量逃亡。
那么，田文镜怎么处理民夫逃亡呢？他当然不可能要求清世宗给他增加预算。
很快，田文镜就要求所有在黄河两岸的有田地主都必须至少出一夫去河工听用，不管有没有至少一顷半土地。
这也就意味着田文镜把因为“低收入”导致民夫逃亡的风险转嫁给了地主。
不过民夫是否逃亡，反正作为地主必须出一夫，逃亡了也必须给我补充一个。
这些地主为了避免民夫（自己佃户）逃亡怎么办呢？
只能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给民夫工钱，甚至很有可能是自己先预支民夫的薪水。
即使我们按照康熙十七年的雇人价格来计算：
4-1.2=2.8
也就是说地主们在“摊丁入亩”大背景下，至少还需要额外支付 2.8 两银子。
2.8 两银子多吗？
根据清史大家戴逸教授的研究，乾隆年间一个中等农夫（50 亩土地？）一年收入 32 两白银，但一年的花销在 30-35 两之间。
而 4 两银子的河夫工钱指的是每月。
也就是说对于河南绅矜来说，他们的额外负担不是 2.8 两，而是 2.8 两*多少个月
更为令河南绅矜愤怒的是这笔钱往往被衙门提前收走：
《hui 州志》记载“耕稼之民不谙河事，不得不用积年河夫代替应役，而按亩出银以雇之。”
这等于是在“摊丁入亩”之外再进行额外摊派，这谁受的了？
河南因为河夫之役受累最厉害的陈留县，摊丁入亩一亩地负担是五分银子，凡是算上河夫之役，每亩地负担五十两银子。
所以，“官绅一体当差”就是典型的恶政，因为既然已经把徭役折银了，那么地方衙门就应该去雇人服役，而不是强制征发和强制摊派。
如果一遇到大工程就要强制征发和摊派，那么摊丁入亩的意义在哪里呢？
摊丁入亩岂不是又变成一种新税了？
【3】、来自网友【Mer86】的最佳回答：
清承明制，明朝的田税分为三大类：田租、正役以及杂役。
田租即正税，所有人都要交，三十取一。也就是 3.33%的税率。
这么低的税率，统治机器想要维持正常运转，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正役和杂役便成了税收的大头。
正役，又称里甲正役。即以里甲为单位而承担的徭役。
杂役，与正役无关的徭役都统称为杂役。
为什么正役和杂役是税收大头呢？因为门类太多了。特别是杂役，无所不包，上到公务接待，下到扫大街，都叫杂役。
举个例子说。知府到县里视察，县令至少也得准备好酒好肉伺候，还要把县城街道打扫干净吧？
那么，买好酒好肉的钱由谁出？街道又让谁去打扫呢？
让衙门掏钱吗？让县令安排吏员去搞卫生吗？
不可能。
明朝的“三公经费”基本没有，县令的俸禄也少的可怜，县里的吏员才几十人。显然干不了这事。
衙门无力承担，所以县令就只能把压力转嫁到下面。
让有钱的地主承担酒席费用，让普通百姓扫大街。
像这种杂役，一年如果只有一两次，倒也没什么。
但问题是，杂役太多了，多到了影响老百姓的正常耕作。
于是，渐渐地就有人不愿扫大街，宁愿花钱雇人代替自己扫大街。
县令觉得，只要有人扫大街就行，无所谓谁来干这活，也不反对。
到了后来，县令又觉得与其让服役人自己花钱雇人，不如衙门收这笔钱，再低价雇人扫大街，可以从中赚差价。
于是，地方衙门就直接收取杂役费。这个现象叫做“杂役折银”。
再到后来，县令觉得按照正役和杂役的不同门类分别收钱，貌似太麻烦，就干脆每年预估一个总账，平摊到全县每一个成年男丁头上，让老百姓在缴纳正税之外，每年再交一笔“丁徭银”。
于是，历史上所谓的“人头税”也就产生了。
注意，咱们今天常说的明朝士绅可以免税，免的不是正税，而是“杂役折银”。
朱元璋开国时，为了照顾读书人，便按照功名等级，免去了读书人的杂役。
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门当役工，举人可以免三人，进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优免三十人。
明朝嘉庆年间，中央财政吃紧，不少大臣见地方衙门富得流油，就建议将“杂役折银”与田租一起纳入中央财政统筹，并将之前的征收实物税，变成征收白银。
后来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将前人的想法落实，把多种多样的力役，包括甲役、徭役、杂役、力差等等，合并为一，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的夏秋两税一起征收。
这便是历史上的“一条鞭法”改革。
张居正改革后，理论而言，老百姓已经缴纳了“丁徭银”。地方衙门需要民夫，就得从税款中出钱，雇人干活，不能再无偿调发平民。
可是，由于“丁徭银”有七成要纳入中央统筹，只有三成能留在地方衙门。
因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地方衙门无力承担雇人干活的开支。
也就是说，以前县令收 100 两“丁徭银”，按照市价花 90 两雇人扫大街，自己还可以吃 10 两差价。
现在改革了，收 100 两，其中 70 两上缴中央，县衙门留 30 两，县令再吃 10 两，只剩下 20 两了。
20 两银子，显然没法按市价雇人扫大街。
可是，大街又不能不扫。于是县令就只好按照低于市价的报酬，强行让老百姓继续扫大街。或者再额外征收一笔“丁徭银”，用于地方事务开支。
这个操作，本质就是变相加税。
中央出现财政困难，将压力转嫁到了地方。
地方衙门也困难，将压力又转嫁给了民众。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税收制度与明朝一样。
到了康熙在位后期，中央财政又出了问题。
因此等到雍正即位后，他就将地方征收的“丁徭银”再次折入田租里，按照田亩多寡征税，这就是“摊丁入亩”。
注意，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最初的“丁徭银”已经折入田租了。
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又将“丁徭银”折入田租，等于同是一个税收项目，两次征税。
而前面说了，地方衙门的乱收费是无穷无尽的。不管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推行后没多久，地方上又会出现新的摊派。
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增加，这也导致士绅优免的杂役部分成了香饽饽。
因为地方衙门在乱摊派时，绝不敢摊派到官户身上，也不敢摊派到官户名下的佃户头上。
老百姓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便纷纷把自己的田地卖给官户。
虽然官户有抽成，可即便算上抽成，老百姓的压力也比承担乱摊派要小。
然而，田文镜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潜规则。
雍正四年，主政河南的田文镜为了修黄河大堤，上疏雍正，请求将河南的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与平民百姓一律平等，都要缴纳赋税。这便是“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由来。
那么，田文镜为什么要凭空搞这么一出呢？
因为地方衙门没钱。
当时雇民夫修河堤的市价是一个月四两银子，田文镜只能拿出一两二钱银子。
修河堤，不光要卖力气，同时还是要命的活儿。一不小心就卷到河里淹死了。
地方衙门就给这么点报酬，怎么可能有人应募呢？
田文镜招募不到民夫，也不敢找雍正增加预算，他就只能像历史上的地方官一样，转嫁压力，强行摊派。要求黄河两岸凡是有田的地主，无论是不是官户，每家必须至少出一个民夫到河堤上听用。
家里没人的，就给衙门交钱，由衙门按市价雇民夫去干活。
站在田文镜的立场，如果黄河决堤，水漫中原。所有人都要遭殃。官绅既然有钱，就有义务为衙门分忧。
但是站在官绅的立场看，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中央已经两次役赋合一，将“丁徭银”两次纳入正赋了。
现在田文镜搞“官绅一体当差”，再次要求缙绅和老百姓缴纳“丁徭银”。如果这只是临时性政策，大家吃点亏，也不会多说什么。
可如果“官绅一体当差”又变成固定税收，那就是第三次变相加税了。
普通老百姓无力与官府抗争，只能默默承受。缙绅们有实力，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田文镜死磕。
所以，当时河南的缙绅反对“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并非是无理取闹。客观上对减轻普通民众压力也有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乾隆即位后，他便立刻叫停了官绅一体当差，并强调朝廷免除绅矜力役等杂役。今后所有人为朝廷干活，都是有报酬的。
以上就是关于问题【乾隆为何取消士绅当差？】的全部回答，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内容收集于网络仅供参考，如要实行请慎重，任何后果与本站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