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墨尔本的翡翠 001】的最佳回答：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 年（神宗万历元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
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1582 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1625 年（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1627 年（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1629 年（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
【2】、来自网友【般若船夫】的最佳回答：
天启六年，魏忠贤基于陕西干旱，免去了当年的农税。天启七年，由于干旱继续，魏忠贤继续免税。天启皇帝落水病死（历史迷案），信王掌权后在东林党的辅佐下，即罢免捕杀阉党，不但废除魏忠贤的所有政策，包括陕西的农税减免，反而要求按增加 50%的税率补缴去年的农税，此举直接拉开了陕西的农民大起义序幕。东林党在陕西的错误政策是东林党第一罪。
魏忠贤与东林党最大的矛盾就是税收，二魏忠贤的收税对象是东林党站台的豪商，即矿税和商税及一些杂税，相反对农税多有减免。袁崇焕能在辽东打一些胜仗，也源于魏忠贤给予充足的粮饷，他虽也贪钱，但对兵饷是不允许贪污的。东林党对兵饷的贪腐是东林党第二罪。
魏忠贤每年在豪商身上为大明增加了两百多万的商税，但是东林党掌权后，这一收入瞬间减少三十万左右。东林党取消商税导致财政危机是东林党第三罪。
东林党扩大党争排斥异己，将许多实干但非东林党官员打击报复，是东林党第四罪。
把自己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反对开海禁，自己背后的豪商却都有海船走私贸易，此为其第五罪。
东林党一系列神操作导致种种恶果，嘴里都是为了不与民争利，却把农民压榨到不得不造反，最后一股脑的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天启，魏忠贤，甚至是后来的崇祯，实属无耻。什么水太凉头皮痒之流的投降，美其名曰避免南京屠城拯救百姓，更是无耻至极。此为东林党第六罪。
东林党把儒学脱离实际实践，畸形化发展，让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扭曲化，为东林党第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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