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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是这样评价他的恩师的：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对陈寅恪的历史成就，全球华人尤其是学者对其的赞誉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纵览陈寅恪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因为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他的贡献和意义有三个突出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近、现代，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认识和深刻的阐述，则远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之上。
陈寅恪一生治学，以清代考据学为基础，并有较大的突破、发展与创造，不过，陈寅恪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他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历史文化观”。该文化思想的精义用陈寅恪的表述来概括，则为“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就是陈寅恪“历史文化观”中一个主要方面——“人与文化”。而在另一个主要方面——“历史与文化”中，陈寅恪基本思想的内核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一生的轨迹，尽可以从此两方面提挈。前者确立了陈寅恪一生的操守，此操守在世局交相嬗替之际已远远超出了一介书生洁身独守的意义，而具有“人与文化”共命而同尽的历史内容。后者则使陈寅恪五十年的学术活动，俱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其“终必复振”为宗旨。
陈寅恪不是当世显赫的学人，陈寅恪所从事的学术也不是当世显赫的学术，陈寅恪留给中国文化的只是“历史的影响”。它只是一条默然流动的河流。在回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上，没有谁可以绕过或撇开这一条河流。
第二个方面：陈寅恪的文化情怀显示出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精深掌握。
在早年，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典籍文献的博闻强记已誉满神州学术界。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通识，孕育了陈寅恪特有的中国文化情结。曾有人称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是“百科全书式的占有”与“百年来第一人”，“教授中的教授”。无论此说法是否准确，比起同时代人，陈寅恪在对中国文化的俯瞰上已取得了一个“一览众山小”的罕有支点。历史已证明陈寅恪的中国文化的视觉比起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后者，陈寅恪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比起前者，陈寅恪又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陈寅恪的经历与心态，称其在二十世纪大半叶感受着中国文化跳动的脉搏丝毫也不算过誉。陈寅恪的文化人生，当为后世有更多机会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参照系！
陈寅恪中国文化视觉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他不幸生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承前，他无法不感受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继后，他更亲身感受社会纷乱变易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这一主旨。陈寅恪的哀感与痛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所经历过的哀感与痛感。
这是历史之声。陈寅恪不幸代为历史言，所感受的切心之痛，一如他立于“高处不胜寒”的支点，终有“四海无人对夕阳”之叹。
第三个方面：陈寅恪毕生对中国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便有了甚为沉痛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心路历程的苦炼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灵魂号哭。
在陈寅恪的眼中，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演进，是一段至为伤心的“痛史”。1927 年，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内有一段人们已相当熟悉的记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929 年，陈寅恪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想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1932 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1935 年，陈寅恪作《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1942 年，陈寅恪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有语云：“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人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
1943 年，陈寅恪有《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有语云：“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这样对陈寅恪大半生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作片言只语的引录，虽不足以反映陈氏文化思想的全貌，但已见用情之独切，冀望之独厚，苦痛之独深。其毕生的抱负昭然。
总而言之，“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等等，是陈寅恪承续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这也是陈寅恪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陈寅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介学人，故其对中国文化的论述，决没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效应。陈寅恪一生也没有写下专论性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皇皇巨著，但他在这个裂变时代洒下的那一片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文化情怀，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痛苦求索，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并因闪耀着“人格”的活跃因素而具有长久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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