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三家分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一共有 5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黎明第二束光】的最佳回答：
礼崩乐坏。
事实上已经是周王朝原分封制的瓦解，威望荡然无存，各诸侯国的安全不再是周王朝来保障，一切以各诸侯国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弱来决定各自的关系。
同时，由于这种黑暗森林法则，各诸侯国也让更多的底层人民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上来，客观上使得社会更为进步，虽然战乱更多了
【2】、来自网友【夏雨风】的最佳回答：
三家分晋，就是在周天子的威望日益下降的＂礼崩乐坏＂中，各国的卿大夫强族和日益式微的各国公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国公君代表着传统的奴隶主阶级，而卿大夫强族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当时鲁国、齐国等，都出现了激烈斗争，比如＂田氏代齐＂。晋国最初有十多家卿大夫，后来在互相吞并中只剩下 6 家。其中四家联手打败了另二家，最后又除掉了一家，三家才瓜分了晋国，形成了魏、赵、韩三国。
三家分晋预示着东周春秋的邦联制分崩离析，中国进入了诸侯大兼并的战国时代。过去春秋称霸的历史终结了。
战国时代大兼并，形成了战国七雄，最后秦王扫六合，建立了封建大帝国秦王朝。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就是中国从夏商周的奴隶制社会，转向了封建制的转折点。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逐步取代奴隶主阶级，过去春秋争霸成为了历史，而是战国大兼并，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的封建大一统秦帝国，打下了扎实基础。
【3】、来自网友【拓荒者影视】的最佳回答：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周代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的事件。历史上，“三家分晋”被视为春秋之终，战国之始的分水岭。
周武王伐纣以后，建立了周朝，为了维护周朝的统治，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其目的是为了拱卫京畿。
但随着周平王东迁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周天子的号令就不好使了，不得不看诸侯的脸色行事。即便这样，周天子的权威还在，礼制还是要遵守的。
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国内除公室外，还有六大家族：韩，赵，魏，智，范和中行六大家族。名义上，晋国属于国君，但是国君一无军权，二无势力，制衡不了这六家。而且这六家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互相倾轧，互相攻打，后来把赵把范和中行氏灭掉后，还剩下智，赵，韩，魏。其中以智家的势力为最大。
后来由于智家的嚣张跋扈和割地的无理要求，根本不把其它三家看在眼里。于是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打败了智族，灭掉了智氏一族，平分了智氏的土地。从此智氏便退出了晋国的历史舞台，这就是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志。三家分晋成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三家分晋，不仅仅是韩，赵，魏三家的掘起，也标志着战国群雄逐鹿时代的到来。沒有三国分晋，也就没有后面秦始皇一統六国的局面。
【4】、来自网友【xiaobai281】的最佳回答：
三家分晋从历史角度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时代正式到来。按道理讲，三家分晋与礼制不合，但是周天子根本无法控制这种行为，甚至默许了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战国时代标志着周朝已经名存实亡，拉开了天下纷争的序幕，虽然春秋时期这种纷争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战国时代的到来才是天下大乱的开始，战国七雄的格局正式形成。
【5】、来自网友【二 Sir】的最佳回答：
在北宋的司马光眼里，战国的起点是公元前 403 年，这一年周天子认可了三家分晋的事实，赵、魏、韩正式成为诸侯国。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西周实施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土上进一步分封卿族。晋是天子分封的诸侯，韩、赵、魏便是晋国分封的三个卿族。分封者和受封者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遵守严格的礼乐制度、等级秩序。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虽然长幼尊卑秩序大乱，但诸侯国内的篡位事件，是叔叔抢了侄子的位置，哥哥抢了弟弟的位置，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好歹算是一家人。 但韩、赵、魏三家分晋，卿大夫身份摇身一变，成了诸侯，不仅是低等贵族的僭越，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族人的窃取。周天子作为礼的最高象征和体现，面对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出兵讨伐，反而加以承认。因此，这是传统秩序彻底崩坏的标志。
类似晋国的政治地震也发生在齐国。晋国牌子倒了，从此消失；齐国的名字倒是保住了，但国君不再姓姜，而是被田氏取代了。另外，韩国灭掉了郑国。郑国与周天子同姓，血统高贵，原本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大家都没好意思动他。现在，新诞生的韩国毫不在乎这个。
这是个大变动时代，变动不只发生在诸侯、卿大夫层面，贵族体系中最低等的“士”也如此。
按照西周制度，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和民众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卿大夫。但到“士”这一级，虽然勉强算作贵族，但已经没有土地和民众可以分了。他们的出路是当“公务员”，辅佐高等贵族。但要注意，由于身份是确定的，“士”干得再好，也只是“士”，别指望升级为大夫。
不过，这一切从春秋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贵族秩序在瓦解，很多贵族因政治斗争失败而家道中落。《左传》里写道，有一回晋国大夫叔向在跟齐国大夫晏婴聊天，他提到，晋国里有一些家族，原本是大夫出身，现在竟然在做“皂隶”，“香皂”的“皂”，“奴隶”的“隶”，也就是穿着皂色的衣服，做一些下等人的事。那些事情原本是“士”做的，现在没落的大夫也来抢饭碗。但各国政府能够提供的公职就那么多。面对就业难题，“士”必须自谋出路。
出路在哪儿呢？好在社会阶层的界限被打破了，才能出众的“士”获得了向上攀爬的机会。一个出身寒微的“士”，可能饥寒交迫，但一时风云际会，完全可能封侯拜相，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正因为这样，“士”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群体。
书中有个很巧妙的表述：战国时期的“士”都不怎么爱国。比如吴起是卫国人，“卫生”的“卫”，但他先去鲁国找工作，后来又去魏国找工作，并被魏文侯重用，最后跑去南边的楚国帮忙搞改革。再比如李斯是楚国人，却在秦国做事。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是魏惠王和齐宣王。荀子是赵国人，他却跑去齐国稷下学宫做祭酒，也就是在齐国的社科院当首席教授。
为什么“士”这个群体不爱国呢？这倒也不难理解。在周代，政权的兴亡与国君关系密切，那是国君的家事，跟底层的“士”并没有利益绑定。从士人的角度看，各个政权只是他们实现个人理想的平台。士人在各国之间奔走，就像我们今天换工作一样，并没什么道德压力。
不过，“士”这个群体朝秦暮楚，职业忠诚度好像并不高。那些国君怎么还敢用他们呢？
其实，当时各国国君更喜欢用外国人。战国时期各国竞争加剧，要想在激烈竞争中不被吃掉，国君最需要做的便是充分动员本国资源。原本，人、财、物分散在贵族手中，国君靠自己生抢，很容易遭到贵族反抗。谁能替国君把资源集中过来呢？对付本国贵族，或许用外人更好。四处找工作的士人的工作机会来了。
任用外国士人当职业经理人，至少有两点好处。第一，他们与本国贵族没有瓜葛，国君放心。第二，对他们工作的考评奖励权力，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他们干起活来积极性会更高。所以，无论是给秦国国君办事的商鞅，还是给楚国国君办事的吴起，你会发现，他们面对旧贵族，从不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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