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民国时期，蒋介石搞币制改革目的是什么？成功了吗？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苗慕兮】的最佳回答：
在蒋介石执政初期，中国面临着分裂和混乱的货币体系。各地区纷纷发行了自己的地方货币，导致货币的种类繁多，价值波动大，无法互相兑换。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贸易受阻，投资受限，货币流通不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他的目标是通过统一货币系统，减少货币种类，提高货币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增强经济的一体性和稳定性。
蒋介石推出了两种新的货币：法币和金圆券。
- 法币：蒋介石于 1935 年开始发行法币，以黄金为基础，由中央政府控制发行。法币的发行量相对较少，背后有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持。这种货币旨在稳定货币价值，控制通货膨胀，并增加人民对货币的信心。
- 金圆券：蒋介石于 1935 年开始发行金圆券，以外汇（主要是美元）为基础。这种货币主要用于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以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和吸引外国投资。
币制改革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果。货币统一减少了货币种类的混乱，促进了跨地区的贸易和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人民对法币和金圆券的信心也有所提高。
然而，币制改革并非没有问题。在后来的战乱和经济困难中，货币体系仍然面临严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问题逐渐加剧，人们对法币和金圆券的信心下降。同时，战争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经济不稳定，黑市交易和资本外流现象严重，进一步削弱了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另外，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动荡，币制改革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政府面临着诸多挑战，无法全面推进和巩固币制改革。
因此，尽管蒋介石的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货币统一和经济稳定的目标，但受制于战争、内忧外患等因素，改革的效果并不持久，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后来的时期仍然存在。
【2】、来自网友【度度狼 gg】的最佳回答：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老蒋为奖励上官云相的第 32 集团军作战“有功”，特赏法币 5 万元；1947 年刘汝明兵团被刘邓大军揍得稀里哗啦损失一个整编师，老蒋为安抚杂牌特拨重建经费法币 5 亿元；1948 年陈诚离沪赴台养病，老蒋批“特支费”金圆券 5 万元，杜聿明母亲过寿再送金圆券 10 万元，这几次的货币种类的和金额，你确定看懂了吗？
“法币”是国民政府 1935 年 11 月正式发行的法定纸币，彼时老蒋已经用武力压服了各地军阀，南京政府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威，为统一北洋以来乱七八糟的货币体系，南京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开始正式发行“法币”。按金融学的专业词汇，法币是为本位制货币，国民政府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市面上的银圆则收归国有，以一法币兑换银圆一元，同时限期收回各军阀政权发行的其他纸币。
最早宣布与法币挂钩的是英国货币，汇价为 1 元法币等于英镑 1 先令 2.5 便士，然后美国加入，汇价是 1 元法币等于 0.3 美元，因此在行政命令、外汇支撑等手段之下，法币不仅很快成为民国时期的标准纸币，并且还一度比较坚挺。关于金融和货币学咱是外行，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才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币制改革”，而且是基本成功了的。
因此在 1936 年以后，市面上银圆的流通就逐渐少了，而国民政府也因为法币的发行和正常流通，在财政状况上颇有好转，其实也是赶上了民国“黄金十年”的较稳定时期，法币的波动不大。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甚至部分沦陷区的市场交易，也仍然以法币为主，日本侵略军发行过自己的“军票”，也企图伪造过法币，但均未从根本上摧毁法币的流通体系。
前述上官云相一个集团军才赏法币 5 万元，便可知道其坚挺和稳定程度，当时中央军嫡系部队每个师每个月军费为法币 25 万元左右，非嫡系和杂牌的数额略少，约为 12 万到 18 万元不等。而何应钦最初答应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月法币 18 万元，后来开始耍赖，从 1937 年 11 月起，每月实发只有法币 8 万元。
新四军组建之初仅有 10000 余人，这 8 万元法币包括军饷、伙食、日杂等各种费用，说明法币在抗战时期还未出现严重贬值情况，说不“严重”是因为抗战艰难、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难免增发纸币，肯定还是有一些贬值的，只不过还在可控范围内。到抗战胜利的 1945 年至 1946 年间，法币也还维持着一定的权威和信誉，然而到了 1946 年年底以后，情况就恶化起来了。
因为老蒋挑起了全面内战，蒋军数百万军队每月的军费、军火、给养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而南京政府脆弱的财政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于是就滥发纸币，使法币的通货膨胀率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到 1947 年已经是惨不忍睹了。1947 年刘汝明得到的军费就以“亿”来计算，你就知道钱毛到了什么程度：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 14 亿余元，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 5 千亿元，而到 1947 年 4 月，发行额已然增至 16 万亿元以上。再到了蒋军丢掉大批城市和地区的 1948 年初，法币发行额竟达到 660 万亿元以上，等于是抗日战争前的 47 万倍，物价上涨 3492 万倍，至此法币体系终于彻底崩溃。
于是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经济上趋于崩溃的后果，就是政治上的崩溃，进而也会造成军事上的彻底崩溃。蒋军官兵如果发不出军饷（发来也是一堆废纸）、部队买不到粮食蔬菜、南京政府也无法采购军需物资，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所以各方面情况都逼得老蒋进行新一轮“币制改革”，那就是废止法币，发行新币“金圆券”。
1948 年 8 月 18 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即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次日老蒋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纸币，发行总限额为 20 亿元，限 11 月 20 日前，民众必须以法币 300 元折合金圆券 1 元、东北流通券 30 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强制兑换金圆卷，同时还颁布了一堆细则条例。
第二次币制改革最狠的条目，是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百姓手中的金银及外币，也就是说，你手里私藏金条银元或者美金英磅而不限期兑换成金圆卷，那是犯法的，被发现就会抓起来判刑。这么干一方面是禁止在金圆卷以外，民间用硬通货私下交易，另一方面是蒋政权搜尽了最后一点民脂民膏，因为一旦金圆卷立不住，稍微有点余财的中产阶级也立马破产，任何财富也没有了。
谍战大剧《北平无战事》描绘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场景，因为币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是民国的经济中心，占据较大体量比重。所谓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就是运来金圆券并且保证它的正常兑换和流通，那么想要它正常流通，就必须能够在市面上买到东西、并且市面上还得有足够的东西，这是基本经济常识。
于是为了贯彻落实币改，小蒋亲自坐镇上海担任经济督导专员，中心任务就是两条，第一监督强制兑换金圆卷，就是把钱得换下去；第二就是平抑物价和打击屯积居奇，让市场流通起来。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小蒋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商人们无利可图，就想尽方法储存货物而不出售，以便等待机会再卖，仅有的交易也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老百姓拿到金圆卷却买不到必需的东西，比如粮食、棉纱、煤炭和日用品等，那有什么用？
所以小蒋就要“打虎”，打击这些商人们的屯积居奇行为，期间苍蝇小虎确实打了几个，包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煞有介事。然而当打到大老虎孔令侃时，遭到宋家和孔家的强力反弹，甚至搬出老蒋出面，终于不了了之，而孔令侃免于处罚，意味着小蒋在上海的“督导”彻底失去了威信，于是屯积居奇、投机倒把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市面上则是“有价无货无市”，金圆券遭遇严重信任危机。
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和军费需要，国民政府又突破了承诺的发行总额限制，因为当局 1948 年的战时财政赤字，每月高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那只能依靠狂印钞票填补，美国的贷款援助也从来没有落实。至 1948 年 12 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 81 亿元，再至 1949 年 4 月时增至 5 万亿元，至 6 月更增至 130 万亿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 24 万倍。
至 1949 年 5 月，在上海买一石大米的价格要 4 亿多元的金圆券，你得背着一麻袋的钱换来一小袋大米，完全是扯淡了，而且由于贬值太快，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因为民国的 GDP 和经济体量不够大，滥发钞票的结果就是饮鸩止渴，早晚会使经济体系和财政信誉彻底崩溃，民心尽失，也成为压垮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币制改革的结果嘛，当然就是剧中小蒋对曾可达所说的：“可达同志，我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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