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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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网友【知心人说历史】的最佳回答：

9.18 事变，揭开了侵华序幕

1931 年 9.18 日，日本关东军乘中国内讧、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防务空虚之机，发动了让中国蒙羞的“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

举国上下掀起了“抛弃前嫌、救亡图存”运动，各地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

9 月 24 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28 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 1000 余人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众怒，学生们冲进去，打伤了王正廷的脑袋。

复旦大学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学生一起到国民政府请愿……北平、济南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到 12 月中旬，已有 5 批、26 个学校的 5000 余名学生抵达南京。

对于张学良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手握重兵却不加抵抗的懦夫行为，社会各界予以痛斥。

马君武拍案而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哀沈阳》，轰动一时：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鬼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朱五是北洋政府中曾任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湄筠，因为在姐妹中排行第五，所以被称作朱五，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

朱五与赵四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像是两只花蝴蝶，成天在张学良的身前身后翩翩起舞。

王亚樵第一次刺白川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80 万上海工人发动罢工，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将募集到的一大包现金、银圆和首饰交给王亚樵，请他想想办法送到东北，交给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随后，王亚樵叫来几个亲信，分头到各家银行，把捐款全部兑换成黄金。

晚上，他的轿车开到了一个老乡的金器店，拿出一个旧牛皮箱，对金匠师傅说：“请你连夜把这些黄金打成八个包钉形状，略小一点，让包钉能够包得住；再把皮箱的八个角的牛皮掏一掏，原样装好。工钱，双倍给你。”

三天后，王亚樵化妆成商人，李次山扮作教书先生，两个人一起登上海轮，从上海到大连，再换乘南满铁路火车，一路北上，顶风冒雪，按照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辗转来到桓仁、义县等地，慰问抗日义勇军，每到一地，都留下一个“金角”。

10 月 29 日，他俩回到奉天（沈阳），在西塔的一家旅馆里，准备休息一下，继续前往吉林、黑龙江。

晚饭过后，两个人在街上溜达，看看夜景，走到柳町菊文饭店，看见饭店四周站满了持枪守卫的日本兵。里面不时传出艺妓的歌声和男人们的狂笑声。

王亚樵挺好奇，就到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包香烟，顺便问了一句：“谁住那里？这么威风。”

老板一边给他找零钱，一边低声答道：“白川义则大将。”

回到房间，王亚樵提出找机会干掉白川义则。

李次山问道：“你想干掉他？用什么干掉他？”

王亚樵神秘一笑，打开牛皮箱子，撕开底层的衬布，掏出大小零件，变戏法似的，一支“掌中宝”手枪就组装好了。

“这里人生地不熟，玩意失手，可就麻烦了。”

“没事儿。明天我去踩踩点，见机行事。”

“那……让我去吧。”

“你是个律师，打官司行，打枪可不在行。”

“那我俩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旦有个闪失，不就全完了？”

第二天晚上，王亚樵穿上一身黑衣服，独自到菊文饭店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叫上几盘小菜、一壶高粱烧，边喝酒，边隔着玻璃窗观察街道上的动静。

直到 10 点来钟，几辆军车呼啸而来。在一群官兵的簇拥下，一个健壮的、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鬼子，下了轿车，走进菊文饭店。

31 日，晚上 9 点，王亚樵提前躲到距离菊文饭店三四十米的一个花坛的树丛内。

他要在此行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头。

不能不说，王亚樵的确胆大，凭着单人独枪就要行刺白川义则，这种有来无回的“自杀式”行刺，不是一般人敢想敢干的。

过了 10 点，仍然不见白川义则的影子。又坚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

车队在菊文饭店门口鱼贯排开，白川义则出了车门，轿车挡住，只露出肩膀以上的小半截身子。

一个副官模样的军人跑了过去，与他嘀嘀咕咕，过了好一会儿，白川才抬脚往饭店走。

王亚樵热血沸腾，朝着他的后背就是两枪，然后，按照事先勘察的撤退路线，飞也似地狂奔。

他只听见身后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子弹打在身边的砖墙石壁上，火星四溅……

绕了一大圈，王亚樵才跑回旅社，把刚才的经过对李次山说了一遍，并端起茶碗“咕咚咚”喝了一阵，愤愤不平地发誓——这个狗鬼子，今天让他逃过一劫！只要他还在中国土地上作孽，我绝不会饶了他！

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方以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公告：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保证日人生命安全，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

这实际上就是侵略上海的宣战书。

晚 23 日 20 分，日军陆战队约 1000 人袭击上海北站，侵占五区警察署；700 人强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然袭击；1600 多人以坦克为掩护，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地发起进攻。

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电话报告，翁照垣热血沸腾，吼道：“打！给我狠狠地打！谁也不准后撤。不要怕，有麻烦我承担！”

战斗打响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边指挥部队抗击，一边向南京急电报告。

连天炮火中，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军长蔡廷锴无所畏惧，联名发表通电，重申御敌决心：

“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随后，民间组织的“上海抗敌后援会”应运而生，总部设在福煦路 181 号–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大楼。

《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上海市民纷纷行动，掀起了拥军热潮，仅现金一项，就收到 700 多万元。

“一·二八事变”第二天，王亚樵就吩咐许志远、蔡克强和朱大刚等租借祥生、运飞两大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将工友们拉到一二八事发地闸北，举行万人抗日集会。

王亚樵登台演讲，怒斥日军的侵略罪行，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号召大家拿起武器，配合十九路军打击侵略者。

王亚樵随后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被公推为司令。

蔡蹈和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

1000 多人，分为 20 个大队，是当时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

随后，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真如、太仓一带，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不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将军特地打招呼，从十九路军抽出 400 支步枪、手枪，大批弹药，赠送给淞沪抗日义勇军。

2 月 2 日，陈铭枢前往上海，慰问部队，鼓舞士气。

日本的炮兵与轰炸机密切配合，向吴淞地区狂轰滥炸，敌机在东北端阵地上投下一颗巨型炸弹，掀起的尘土，将翁照垣手下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活埋。

阵地上，弹痕累累，尸体遍地。

就是这样，日军叫嚣“四日上午九时占领吴淞”的计划全部失败，被迫易帅，司令官由海军长将野村接任。

就在全国人民积极抗日的时候，国民党高层却出现了“疲软”的窘境。

蒋介石在洛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不满意地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

何应钦也随声附和：“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

然而陈铭枢则把眼前茶杯一推，大声反问：“前方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

蒋介石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会后，陈铭枢给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去密电，说：“近来，有人主张‘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

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不得不增加兵力，1932 年 2 月 14 日，日军第 9 师团增兵上海。

日军通常编制每师团设步兵两旅团，每旅团设两联队，每联队约二千四五百人。

每师团设有骑兵、炮兵各一大队，每师团人数在一万六千以上。

日第 9 师团的到来，让上海的日军实力大增。

张治忠眼看十九路军弟兄苦战数日，孤军无援，实在忍无可忍，主动请缨，蒋介石难下决心，急得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无奈之下，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率领 87 师、88 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

15 日，张治中出征前，留下一封遗书，为保家卫国，但求马革裹尸……

有血有肉的中华儿女，对侵略者敢于献身的精神，这是中国生生不息文化的传承。

20 日，日军出动约 2 万人，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庙行发动总攻。

蒋光鼐指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坚决反击，战斗异常惨烈。

三天内，我军以伤亡 2000 余名官兵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 800 多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取得了庙行大捷。

美国记者斯诺深入前线，报道说：“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这种精神，在 20 年以后的朝鲜战场上，让更高傲的美国大兵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军增兵日多，而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等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 60 个师、200 万部队，却坐山观虎斗。

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实在坐不住了，集体联名，责问蒋介石为何见死不救。

不但如此，军政部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不发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一分军饷，反而通令全军：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需援兵。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

蒋介石这种行为与事敌卖国的汉奸行为无异。

二刺白川

连日血战，让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枪支弹药损耗严重，士兵们有枪无弹，或者无枪无弹，只能靠大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拼杀。

蒋光鼐、蔡廷锴派人来请王亚樵想办法。

他们介绍了部队的困难，然后问：“九哥在上海多年，情况熟悉。你看，可有什么救急良策？”

“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蒋光鼐不解地看着王亚樵。

“对，就地取材。上海就有兵工厂，要枪有枪，要弹有弹，还有火炮……”

“可是，没有军政部的命令，上海兵工厂会支援我们吗？”蔡廷锴摇摇头，感到不太可行。

“大敌当前，杀敌要紧，不能墨守成规，只要你下个命令，我王九派人去领，领不出来，就进去抢！”

蒋光鼐与蔡廷锴相互看了一眼，未做任何表态。

王亚樵认为，他们不表态，就是默许吧。

当夜，王亚樵派出郑抱真、华克之等人去城南高昌庙镇，利用同乡关系，很快就摸清了上海兵工厂有一批军火，在夜间用军车押送南京的情报。

王亚樵率领一百多人在昆山设下埋伏，拦截了这批军火，自留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交给十九路军。

蒋介石接到报告，暴跳如雷，严令蒋光鼐把军火追回。

蒋光鼐装聋作哑，说自己一无所知。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王亚樵的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各选 50 人，组成敢死队，化装成市民，由余立奎任队长，利用夜色强攻在虹口的日军司令部，打得敌人龟缩在建筑物内，负隅顽抗。

第二天，日军司令部不得不迁到日军联合舰队旗舰“出云丸”号上。

2 月 29 日，日军进攻受挫，不得不再次换帅，由前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替。

对，就是在沈阳曾经被王亚樵行刺的那一个。

当时，日本巡洋舰“出云丸”号停靠在三菱码头，距离外白渡桥北日本领事馆不远，为了保护此战舰，日本岗哨密布，外人及其船只无法靠近。

这艘巡洋舰是一艘由英国制造，排水量近万吨的军舰，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并担任过天皇座舰。

它长 121.92 米，宽 20.93 米，吃水 7.37 米，装甲坚固，火力凶猛。

要是把它炸沉，对侵占上海的日本鬼子，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

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找到王亚樵，把计划炸掉出云舰的计划和盘托出。

这样可使日寇其群龙无首，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经过研究，军方和王亚樵拟定了由潜水员将水雷推至该舰起爆的方案。

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枚 500 磅的大水雷。

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动水雷而不被发现，他们把 40 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这样就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

但是，谁能担负起炸舰的重任呢？王亚樵拍着胸脯说道：“你们放心，潜水员我来选派！”

王亚樵把敢死队队长龚湘龄叫到指挥部，选拔了七名浪里白条”，在闵行秘密训练，最终确定了两个胆量、水性俱佳的“水鬼”作为主攻，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员。

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正式成立，长春被定为“国都”，改名“新京”。

消息传出，王亚樵义愤填膺，决定在这一天实施炸舰行动。

王亚樵通过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关系，通知吴淞警戒部队，在约定的时间内，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许检查，给予放行。

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炸药全部下到江底，而后有两名敢死队员把水雷、炸药从江底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

等两名敢死队潜水员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

在武昌路的一个高层房间了，王亚樵手持高倍望远镜，监视着炸舰行动。

冲天巨浪过后，“出云丸”摇晃了一阵子，却没有完。

王亚樵使劲吐出嘴里的香烟，狠狠地骂道：“白川这个王八蛋，真是命大！但我不相信他能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

原来，因为水流湍急，水雷漂离了最佳位置，没有炸沉“出云丸”，却给日军沉重一击。

事情发生后，白川大将慌忙把指挥部又搬回了陆地。

次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之后，宣布停战。

三刺白川

王亚樵与白川算是“杠”上了，是啊，凡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对侵华的日本鬼子有切齿之恨。

不单单是中国人，整个受日本侵略的亚洲人都对日本暴行有血海深仇，包括我们的邻居朝鲜。

而第三次行刺白川的人恰恰就是一个朝鲜人。

尹奉吉于 1908 年 6 月 21 日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的一个贫农家庭里。

甲午战争后，日本用武力把清朝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1905 年 11 月，又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保护国”；1910 年，正式吞并朝鲜，实行最残酷、最野蛮的“武断政治”。

1919 年 1 月 22 日，老国王李熙突然死去，并计划在 3 月 3 日举行国葬。

“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毒死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长期压抑在朝鲜人民心头的怒火呼啸而出。

3 月 1 日，几十万朝鲜人民走上街头，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集会，高唱《光复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滚出朝鲜”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

日本军队残酷镇压，7500 多人被害，1.6 万人受伤，4.7 万人被捕。

一些爱国人士为逃避追杀，辗转来到上海。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1919 年 4 月 11 日，朝鲜流亡志士在法租界金神父路 22 号召开会议，29 名议员出席，组成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

4 月 13 日，临时政府在霞飞路 321 号正式挂牌。

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没什么两样，到 1928 年的时候，临时政府成员只剩下几十人，其他人都各奔前程。

目睹国破家亡，逐渐长大的尹奉吉立志要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尽一份责任。

1930 年，22 岁的他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消息，给妻子留下一张写着“丈夫离家生不还”的纸条，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寻找救国方法。

在经过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途径大连、青岛等地，于 1931 年 5 月 8 日来到上海。

可这么大的上海滩去哪里寻找组织呢？

他问了很多人，走了很多地方，却没有找到所说的“临时政府”。

尹奉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用“常破衣废履，行于堂皇大路上”。

这样的精神，自然引起同胞们的议论，尹奉吉的行为，让在朝鲜同胞中有“豪侠”之称的金九顿生好奇，经过多日暗中观察，确信他神志清醒，并非日本侦探，便约他到小酒馆会面；通过交谈，尹奉吉的雄心壮志让金九十分赏识。

于是，就提供资金，资助他在虹口一带卖菜。

尹奉吉利用自己会说日本话的优势，与日本人接触，并经常给一些日本家庭、甚至部队供应蔬菜，熟悉情况，搜集情报，为复仇做准备。

在王亚樵等人的资助下，1932 年 4 月 26 日，金九决定派遣尹奉吉完成刺杀白川、捣毁“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使命。

尹奉吉在太极旗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对金九说：“金部长，你就下命令吧！”

按照规矩，金九主持了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仪式。

之前，金九再次征求他的意见：“奉吉啊，此去断无生还可能。你上有老、下有小，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尹奉吉说：“这是我生命的价值所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自由……”

“我知道你已下决心。但是作为长辈，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人的生命仅有一次。而且，你还年轻，父母和妻子、儿女还在盼你回去……”

“不！金先生，祖国还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人民还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我一点责任也没尽到，日本人既然不让我们像人一样去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那好，我代表临时政府，代表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感谢你！”

金九张开双臂，与尹奉吉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半晌，他在尹奉吉的耳畔，郑重地说：“义士，你放心地干吧。我活着，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死了，就去黄泉之下拜会你。到那个时候，咱俩无忧无虑，一醉方休……”

没想到后来两人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墓地相邻，看来冥冥之中的确另有安排。

1932 年 4 月 27 日，尹奉吉与金九一起，到虹口公园“踩点”，正看见日军正在搭建 2 米高、6 米宽的检阅台。

出来后，又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买到一张白川的画像，和一面小太阳旗。

回到住处，两人做了进一步研究，感到，日军组织大型活动，出于安全考虑，必然要用探雷器对过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原计划用大号篾壳暖瓶装白金炸弹的方案不便施行。

怎么办？

就在他们绞尽脑汁，无计可施时，日本人创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报道说：“欢迎与会者携带‘便当’和水壶，祝捷大会后，自行组织野餐会。”

真是天助我也。

金九连夜找到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转请中国工程师王伯修紧急研制特型炸弹。

29 日上午 9 点半，祝捷阅兵式开始，日军士兵方阵端着三八大盖步枪，刺刀闪闪，耀武扬威，一一接受检阅；到场的观众挥舞着太阳旗，神气十足。

检阅台上，不仅有白川大将等日本高官，还有应邀而来的外国使节。台下，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排成半圆形，最远处距离主席台有二十多米，最近也有十几米。

尹奉吉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机警地寻找着机会。不能盲动，如果伤及外国使节，就会适得其反，引发世界各国对韩国的仇视。

好不容易，等到 11 点半，阅兵式结束。

外国使节离席。军民联欢活动接着举行，日本海军军乐队奏响了《君之代》（日本国歌）。

所有的人神情庄重，一动不动，齐声高唱。

谁能料到，日本鬼子的国歌，真正成为“鬼歌”，此时不出手等待何时！

已经被挤到前排的尹奉吉悄悄地拔开“便当炸弹”上的保险，朝着白川奋力一掷。

白布包裹着的便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吗弧线，像懂得似的，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白川的脚下。

白川见到飞来的“礼品”，不敢妄动，生怕演奏国歌期间自己乱动，犯了欺君蔑国之罪。

“轰”的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君之代》成了“鬼之代”。

刺杀一举成功，尹奉吉欣喜若狂，难以自已。

他大笑着，狂叫着：“成功了，成功了！”

就在他手舞足蹈地摘下身上背着的军用水壶，准备再投过去的时候，被身边惊醒过来的日本宪兵和日本群众给摁住了。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 204 个大弹片，小片无数，于 5 月 26 日，毙命于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眼失明；敌九师团长植田中将，一只脚被炸断；驻华公使重光，也被炸断了脚，虽然没死，但是终身残废。

炸弹片带着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仇恨，狠狠刺向了鬼子。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1933 年 1 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

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 5000 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送去慰问金 4 万元。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鬼子对其百般摧残、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5 月 25 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 月 18 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 月 19 日上午 7 时，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 26 弹，壮烈殉国。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一块木牌，上写：“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

1945 年 11 月 5 日，金九等 29 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韩国，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

日本鬼子投降后，1946 年 6 月 15 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

已经成为韩国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以示对这位昔日的战友、英雄无限的哀伤。

1949 年 4 月 29 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 月 26 日 12 时 36 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 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

7 月 5 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一醉方休”的盟约。

这肯定是上天另有安排。

【2】、来自网友【祥子谈历史】的最佳回答：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竟然在庆祝国家十月战争胜利 8 周年的阅兵式上被当场刺杀身亡，一时间惨案震惊世界。

刺杀经过

1981 年 10 月 6 日，是埃及庆祝“10 月战争”胜利 8 周年的大喜日子。这天，萨达特总统身着崭新的元帅服，肩佩西奈之星绿色绶带，前往开罗胜利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当日 12 时 59 分，天空上飞行的六架海市蜃楼战斗机刚刚表演结束，受检阅的炮兵分队缓缓驶来，即将达到检阅台时，一辆 130 炮车悄悄偏离规定路线，并开到检阅台前停了下来。

对此，检阅台上的萨达特等人以为是正常的阅兵程序，并不以为意。正在检阅台上的人员疑惑之时，突然从炮车上迅速跳下陆军上尉哈立德和 3 名士兵，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检阅台，哈立德还将一枚手榴弹扔向了检阅台，并抬起冲锋枪向萨达特疯狂扫射，另外 3 名士兵则向检阅上萨达特右侧的穆巴拉克副总统和左侧是国防部长艾布·加扎拉等人射击。萨达特总统颈部中弹当场死亡，一同遇难的还有武装部队参谋长和总统私人秘书等 7 人。等到现场保卫人员反应过来的时假，惨案已然发生。

当时，一名正在进行实况转播的记者曾勇敢上前阻拦，不幸被当场射杀，正在进行实况转播的电视台主持人更被惊地连声大叫：“刺客…叛徒…”

这时，时钟显示的是 13 时 01 分，短短的 2 分钟，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刺杀惨案。

那么，恐怖分子是如何躲过层层检查而实施的刺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