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二战时日本最无耻的武器是什么?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希罗多德 Pro】的最佳回答:
进入操作室后,水兵会在外面把舱门封死,无论接来的出击成功与否,驾驶员都绝无生还的可能,这就是二战日本海军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回天鱼雷”。
他们在报纸上刊登海军研发了新式武器,急需乘员的消息,吸引年轻人报名参军,这些人在被送到“海军兵学校”训练前并没有被告知,要操作的是发动神风特攻的自杀式鱼雷。等达到目的地后,教官才会全盘托出,并象征性地询问:“谁要退出?”
被鱼雷击中的舰艇
这时候谁敢说退出,尤其是在当时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退出就是懦夫,就是对“天皇”不忠,下场可想而知。这时候哪怕是你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些人中大多都是高中毕业或者大学生。因为回天鱼雷的操作并不简单,所以日本军方更多地选择招募这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来驾驶。
水下移动的“棺材”
用“回天”来命名,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军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能靠它来扭转战局。
回天可以看作是一枚巨型的 93 式氧气鱼雷,直径 1m,全长有 14.75m。一米的直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驾驶员在内部是没办法正常坐着的,身体只能呈 L 型才能勉强伸展开。
战斗部存有 1 吨 TNT,爆炸威力可想而知,美国海军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在运送核弹返航的路上就是遭遇到了回天鱼雷,才被击沉的。可见一枚回天鱼雷在命中后的爆炸威力完全可以摧毁一艘万吨级军舰。
回天鱼雷威力惊人,还能人工矫正航向,这么说来肯定能重创美国海军,然而实际上,战果寥寥。一共生产了约 400 枚,投入使用的有 100 余枚,1375 名学员中,出击和战死者有 106 人,基本有去无回。为何?因为它的问题太多了。
1.操作简陋,体型笨重,但航速又快。回天鱼雷在水下航速能高达 40 节(每小时 74.08km),二战期间的驱逐舰开足马力,一路狂飙也到不了 40 节,在水下想操纵它转向上浮很困难,稍不留神就有失控的风险。
2.因为是氧气鱼雷改造过来的,动力系统非常娇贵。由于用的是“纯氧”作为助燃剂,保养起来非常费力,出击前,打不着火无法启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航行途中还要面临着可能突然熄火的情况。“回天”鱼雷的设计者黑木博司就是因为在训练时发动机突然停火,永远地留在了海底。
试想一下,潜艇舰长通过潜望镜发现了美军运输船编队,这时候他并不打算使用鱼雷,而是通知艇上的回天特攻队员准备出击,因为相较于普通鱼雷,回天的命中率要更高一些。潜艇顶部一般会搭载 3-6 枚回天鱼雷。
在接收到舰长的指示后,6 名队员纷纷进入驾驶舱,等待出击命令。紧接着,水兵从外面用工具把舱门封死,防止进水。很快,舰长通过无线电话发布了作战命令,要求 1、2、3 号回天出击,并祝愿各位“武运长久,得胜归来”,实际上怎么可能回得来。
2 号回天打不着火无法出击,只有 1、3 两艘成功脱离潜艇,在航行途中 3 号突然熄火,直直地向海底坠落,只有 2 号成功接近了目标。那么 3 号回天的驾驶员该如何脱险?没有可能的,先不说超过 100m 后会被会因为超过最大设计承压破裂进水,即便能安全坠入浅海海底,也会因为氧气耗尽窒息而亡。
神风飞机情况不对还能返航,再糟糕些也可以在海面上迫降,好歹还有丝丝生还的可能。可回天鱼雷无耻的地方就在于,无论出击成功与否,驾驶员都绝无生还的可能,最初的型号还带有逃生装置,后来觉得没必要,也是为了缩减成本干脆给砍掉了。
回天鱼雷的原型是什么,是仿照的意大利的蛙人突击部队,这些人驾驶着改装的鱼雷接近舰艇后,再把爆炸装置拆卸下来,然后人工安装到地方军舰底部,并设置好爆炸时间。保证在爆炸前,突击部队能安全脱离。可到了日本这边,就成了有去无回的自杀式武器,无耻!
【2】、来自网友【萨沙】的最佳回答: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 9527 条回答。
当然是细菌武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非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
其中生物武器最为缺德。
这是因为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主要都是针对敌军,生物武器则完全不同。
以化学武器来说,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释放,都有明确的针对性。
比如发射化学炮弹、释放化学烟雾,都必须发射到敌军阵地,误伤平民的可能性较小,也没有必要去误伤。
相反,日本的细菌武器则就是要把敌人平民作为主要目标。
因为敌人的军人必然要同本国老百姓接触,使用细菌武器感染敌国老百姓以后,很快就会传染给敌军。
同时,日本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还有类似于三光政策的种族灭绝意图。
对于敌军控制的坚决抗日区域,日军难以通过断气扫荡将这里老百姓杀光,就干脆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 1939 年,日本在诺门罕陷入颓势。为了削弱苏军的实力,日本在苏日交战地点附近的哈拉哈河散播霍乱弧菌、赤痢菌、伤寒杆菌、炭疽杆菌和鼠疫杆菌,另外还曾以榴弹炮发射细菌炮弹。
但是诺门罕地广人稀,是蒙古的牧区,平民非常少。当时日军的细菌武器还比较落后,投放也比较落后,一般是投入饮用水中。
这里是苏军控制区,苏军官兵有稳定的后方饮用水供应,并不去饮用被细菌感染的水源。
相反,前线日军并不知道细菌战的情报,少数士兵喝了这些水以后爆发疫情。罹患伤寒、赤痢病、霍乱者至少有 1340 人,一共送到后方另外 5500 伤员其实也是感染传染病的士兵。
不过,日军对细菌战仍然是认可的,认为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上不可能超过德美苏这些大国,必须通过特种方式作战获胜。
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大量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比如 1941 年,日军开始对第六战区的重镇常德进行细菌战。常德是当时国军非常重要的军事据点,日军在 2 年后发动著名的常德会战。
日军在常德上空投放了大量鼠疫跳蚤。根据侵华日军 731 部队资料记载,1941 年 11 月 4 日,他们在常德投放 1.6 公斤鼠疫跳蚤,于是常德很快出现了可怕的鼠疫。
今天确定死于鼠疫有名有姓的居民,就有 7643 人。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当时一旦出现鼠疫死者,往往第一时间将尸体火化、掩埋,根本不会统计性命。很多家庭感染鼠疫后,都是全家死光,实际上死者至少有数万人,几乎都是平民。
常德城的细菌战,在整个抗战中也不算什么。
以对国军控制的浙江战区为例,日军在 1904 年、1942 年 1944 年三次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小规模袭击不计其数。
比如 1942 年浙赣会战期间,日军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试图将国军控制区彻底搞垮。
搞笑的是,由于日军多次进行细菌战,浙赣地区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有了经验,迅速进行抗疫措施,尽全力减少疫情扩散。
相反,由于日军使用了大量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自己前线的官兵却没有什么防疫思想。加上日军不像中国平民那样可以分散居住,主动进行隔离,所以疫情瞬间爆发。
日军解密资料认为,至少有 1700 日军死于此次疫情,超过 1 万人感染传染病。为此,主导这次大规模生化攻击的石井四郎在 1942 年 8 月 1 日遭撤换。
后来统计,抗战期间的 1939 年到 1945 年,浙江直接死于细菌战,有名有姓的老百姓就有至少 6 万人,实际上至少有几十万人。
抗战期间,金庸曾逃难到衢州,这里就是日军细菌战的一个重点地区。
衢州 5 县累计发病多达 30 余万人,死难的人数高达 51407 人。
金庸回忆,衢州的疫情极为严重,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衢州是个小地方,当地采用了隔离船的方式,将患病者送入江上的船内,有专人照顾。
也就是没有生病的人,生活在江中的船上,吃喝拉撒都不下船:“为了防止鼠疫扩散,衢州也有隔离区,但和宁波焚烧疫区不一样,衢州用的是另一种办法。当时县政府把疫区的百姓集中起来,送到船上,船就停在衢江的中间,一日三餐有专门人划着船送过去,这样就把这些百姓和其他人接触的传播途径给断了,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也算是一种创新了”。
1940 年,金庸还是中学生,当时他的同学和好友毛良楷突然感染了鼠疫。知道毛良楷患病以后,全校老师和学生当天就疏散了。当时需要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上去,但班主任老师姜子璜一个人背不动,金庸自告奋勇帮忙。于是,两人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上。
金庸后来回忆,到了真正要背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顿时害怕了,班主任姜子璜倒是伸手就要去背。但姜子璜的老婆不让丈夫背,毕竟男人是家里顶梁柱,万一感染后死了,全家就完了。于是老婆拿出重金,雇佣了两个农民抬了个担架,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
金庸不但没有背毛良楷,根据他的回忆他和班主任都远远地跟在担架后。即便如此,这种行为在当年也是需要胆量的,说明金庸还是挺勇敢的。
多年后,金庸自嘲:“整个抗战期间,自觉有点勇气的事就只这么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