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抗战时期，八路军第 115 师整编 7 个教导旅，为何称“教导旅”？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度度狼 gg】的最佳回答：
1938 年 3 月，第 115 师师长林彪意外中枪重伤，部队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继续在吕梁山区对日作战，不久接到了支援山东抗日战场的任务。说明一下，在 115 师主力东进之前，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主要是“山东纵队”，也就是山东人民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虽然当时已经壮大到近 25000 人，但毕竟不是正规军的底子，战斗力较弱。
（林彪）
所以从 1938 年 7 月起，延安抽调八路军第 115 师和第 129 师各一部，开始挺进山东，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最初东进的是第 115 师第五支队和第 129 师的津浦支队（基本以团为基干编成）。期间第 115 师的其他部队，也分批开赴山东战场，及至罗荣桓、陈光率领师部和 686 团也到达山东的 1939 年 3 月，第 115 师主力已经在齐鲁大地完成了战略展开。
到了 1940 年 7 月间，八路军第 115 师的师部、所属第 343 旅全部及 344 旅大部，分别活跃在鲁西、鲁南、湖西、冀鲁边、冀鲁豫边、鲁东南等地区打击日寇；山东纵队则活动于鲁中、鲁东南、清河、胶东、苏皖边地区，而第 129 师的一部则活动于鲁西北地区。至此，三大系统的部队基本有了自己的作战区域，其中尤以第 115 师主力发展得最为迅猛。
毕竟是老红军的底子，又是整建制开来山东，而且山东人口稠密，所以分兵发动群众建立若干抗日根据地之后，一个连没多久便可以壮大为一个营甚至一个团。至 1940 年的秋天，115 师所属部队已经从不到 20000 人（初建是 15500 人，但是在挺进山西后有一定发展），猛增到近 70000 人，部队番号既有原来的番号旅、团，也有新建的支队、大队，确实有些杂乱了。
如此混乱的编制和番号，不利于 115 师师部的指挥，所以整军和整编势在必行，于是 1940 年的秋冬，罗荣恒政委主持了整军工作。按照当时的实有兵力，以 2000 余人为一个团计算，足足可以编出来 30 多个团，那么一个师部指挥 30 多个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继续采用支队等临时编制，又显得不那么正规，于是决定新建若干“教导旅”。
第 115 师最初编组了六个教导旅，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每个旅下辖三个团，而没有编入各旅的其他作战团由师部直辖，这七个教导旅分别是：
教导第 1 旅由原苏鲁豫支队编成，旅长为彭明治。
教导第 2 旅由原苏鲁支队、鲁南支队及 115 师独立支队整编而成，旅长为曾国华。
教导第 3 旅由原运河支队及 115 师独立支队一部合编而成，旅长为杨勇。
教导第 4 旅由原 343 旅黄河支队编成，旅长为邓克明。
教导第 5 旅由原东进支队编成，旅长梁兴初。
教导第 6 旅由原冀鲁边津南支队、鲁北支队等编成，旅长为邢仁甫（后叛变）。
教导第 7 旅由原新编第 3 旅及新编第 2 旅各一部编成，成立于 1941 年，旅长为韩先楚。
（梁兴初）
115 师为什么不跟第 129 师一样，自拟和排序“新编旅”的番号，而要统一改称为“教导旅”呢？这是由当时山东复杂的政治局面决定的，山东跟河北、山西的情况不太一样，前两个省份存在的都是晋绥军、西北军等杂牌，而山东已经是重庆方面新建的“鲁苏战区”之辖境，除了东北军和地方武装外，还有中央军的部队和比较完善的政工系统。
我们知道，八路军 1937 年进行改编时，国民政府只给了三师六旅十二团的番号，尽管八路军在抗战期间不断发展壮大，但是重庆当局是不可能再给增加番号的，但是军队的实际情况又要求必须扩大编制和增加番号，这是个矛盾。
另外，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新建一些团级战斗队并授予自拟番号，轻易不会引起重庆方面的察觉，而如果新建师、旅级等战役单位的番号，肯定是有些麻烦的。
（罗荣桓）
所以整个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直保留着三个师的番号，没有新增。至于旅级番号，在比较敏感的山东地区，也巧妙地使用了“教导旅”的名义，什么是教导旅呢？其实跟八路军最初组建的两个教导团（第 120 师教导团、第 129 师教导团）性质类似，那就是在编制不够的情况下，以司令部直属训练单位的名义，编组出来的没有正规番号的建制。
部队里面教导队、教导营、教导团的建制，通常是为了轮训基层干部、培训士兵骨干（类似于士官）、训练新兵而专设，有点随营学校的意思，比如粟裕将军投军不久，就被选送到叶挺第 24 师教导队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回部队当班长。这样的建制单位基本隶属于各级司令部的“直属队”，一般也不会有作战任务。
（彭明治）
那么使用“教导旅”的番号，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至少从字面上理解，都是培训和训练性质的非作战部队，一旦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揪住不放，也好有个说法，主要还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到 1939 年以后，老蒋对八路军扩建武装非常敏感。而罗帅的军政水平兼备那是有目共睹的，采用“教导旅”的番号可谓是用心良苦，尽量不给在重庆的“八办”找麻烦。
所以它的准确表述，是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军第 115 师直属“教导某旅”，于学忠（鲁苏战区司令长官）等人就算发现了，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而对于八路军部队来说，头顶什么番号根本不重要，教导旅、独立团一样打鬼子。但是在 1941 年之前，在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合理地运用一些斗争技巧，还是必需的，这一点用三个字解释最直白：你懂得。
（聂荣臻去了晋察冀）
同一时期，山东纵队也进行了整军工作，所有部队整编为四个旅、四个支队和两个直属特务团，兵力已有 54000 余人。这是山东民众抗日起义后的自建武装，不似八路军（第 18 集团军）那样被条条框框所限制，所以这四个旅的番号很直接，就是山纵第 1 旅到第 4 旅，不需要国民政府给什么正式的番号。
不过第 115 师各教导旅的番号存在时间并不长，1940 年晚些时候才组建，到了 1941 年初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既然重庆当局率先撕破了脸皮，八路军各部队也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顾忌了，广大指战员不再佩戴“青天白日徽”，大抵发生在这一时期。因此 1941 年 8 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延安命令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合署办公，正式组建“山东军区”（对外仍保留 115 师番号）。
正式成立山东军区后，第 115 师和山东纵队原属的各旅、各支队番号一律撤销，并开始实施“主力部队地方化”，也就是首先编组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较强的 13 个主力团，归属山东军区直接指挥，而其他部队则改制为二级军区、军分区所属武装，七个教导旅的旅部机关，基本都与二级军区合并，分别组建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军区司令部。
因此大概算起来，第 115 师各“教导旅”的番号，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建制。
【2】、来自网友【老虫侃历史】的最佳回答：
教导旅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在玩文字游戏。这和当年“志愿军”的称呼，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有“志愿军”的称谓呢？
当年毛爷爷就说过，我们不跟他国宣战，我们的人民是志愿参加战斗，这是民间的事，不是国与国的事。
结果，志愿军这个名称一出，果然让老美蒙了。他们以为，这就是一股小规模的民间人士。没想到，遇上的却是正规军。
等他们反应过来，“志愿军”只是一个名称，并不是它实际的意义的时候，两次战役都打完了。
也正是由于“志愿军”这一混淆视听称呼，让美国吃了个哑巴亏。
115 师“教导旅”，同样也是一个迷惑人的称谓。
当年，老蒋就给了八路军 3 个师的编制。而且还是丙级师，一个师只有两个旅，每个旅只有两个团，满员才 12,000 人。
但老蒋的嫡系可都是甲级师，每个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满员编制 3 万人。
老蒋前期，确实也是以 3 个师的编制，来发放给养，意图限制我们的壮大。
但是，我们出于长远考虑，不可能将人员，压缩在这 3 个师的编制内，那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扩编太快，又会导致老蒋的怀疑，从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115 师在扩编之后，就成立了 7 个教导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专门训练新兵的教导员，组成的 7 个非战斗编制。但实际上，这 7 个教导旅，就已经是 115 师的正规军了。
这在当时，对日军和老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他们一时也摸不清，我们的主力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这在《亮剑》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李云龙手下都七八千人了，都快赶上一个师的编制了。可李云龙依旧是个团长，对外宣称仍然叫独立团。
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一个团的人数，顶多就 2000 人，编制确实不大，还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格外重视。但是，要对外宣称扩编了一个独立师，那可就麻烦了。
在 115 师进入山东以后，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后来，115 师与山东纵队合并，番号依然为 115 师。
但整编后的 115 师，发展为 7 个教导旅，一共 7 万余人。
这在原来的编制上，翻了 5 倍都不止。为了不过早地暴露实力，这 7 个旅都没有正式编制。
第 1 旅旅长彭明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 年 5 月 10 日去世。
政委朱涤新，参加过长征，曾担任 115 师政治锄奸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平型关战役。1955 年，朱涤新已经是地方干部，未参加授衔仪式。2002 年 1 月 3 日去世。
第二旅旅长曾国华，广东五华人，早年参加粤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 年 1 月 3 日去世。
政委符竹庭，江西广昌人，参加过长征，曾担任红一方面军第 2 师政治部主任。1943 年 11 月 26 日，在滨海军区机关驻地遭遇日军，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第 3 旅旅长杨勇，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长征。55 年授予上将军衔，1983 年 1 月 6 日去世。
政委苏振华，湖南岳阳人。抗大毕业，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 115 师 343 旅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 年 2 月 7 日病逝。
第四旅旅长邓克明，湖南安化人，参加过长征，55 年，授衔为少将军衔，1983 年 10 月 28 日去世。
政委张国华，江西永新人。早年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 115 师政治部副主任。1955 年，张国华被授予中将军衔。1972 年病逝。
第五旅旅长梁兴初，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1955 年授予中将军衔，1980 年 10 月 5 日去世，享年 73 岁。
政委罗华生，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安源工人运动，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担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在抗日战争时间，担任过 115 师教导五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 年 9 月 6 日病逝。
第 6 旅旅长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43 年，邢仁甫投靠了国民党。1944 年，邢仁甫又投靠日寇，当了汉奸。1949 年被我军抓获，1950 年被枪决。
政委周贯五，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时期，任 115 师 343 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 年 3 月 29 日病逝。
第 7 旅旅长韩先楚，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过长征，担任过 115 师 344 旅 668 团副团长。1955 年授予上将军衔。1986 年 10 月 3 日病逝。
政委赵基梅，湖北麻城人，早年经历过长征。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游击队队长，兼第五军分区司令。1947 年 8 月，赵基梅任江汉军区司令员，但不幸在 1947 年 12 月 17 日，病死在随县三里岗，年仅 37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