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汉代起不用儒家，而是用道家，那老子就是圣人，那中国会怎样？

关于问题如果从汉代起不用儒家，而是用道家，那老子就是圣人，那中国会怎样？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寻根拜祖】的最佳回答：

历史没有厚此薄彼，最早接受大考的恰恰是道家，只是他们的成绩单不合格，被淘汰了。西汉建立后，改良版的道家被寄予厚望，可它最终还是被汉武帝扔进了垃圾堆，换成了儒家思想。

主张“道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折腾、清静无为的道家为何不受待见呢？儒家思想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以至于汉武帝将它“变废为宝”了呢？

以今天我们的视角，百家争鸣最终的成果是“儒法道墨”四大家独领风骚。其实这四大家境遇各不相同，道家和墨家“出道即巅峰”；法家历经二百年修成正果，被誉为唯一“管用”的思想；而儒家则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瓠瓜”，在历史的犄角旮旯蒙尘了三四百年。

我们先说道家最大的一个特点——“简”。

道家的“出道即巅峰”不是因为它的“至繁”，而是“至简”，所以千万别被“道法自然”一棍子打懵了。概括来讲，道家的成功源于两点：一是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范本，二是提出了至简的行动方案。

道家构建的“理想社会”是什么？范本又在哪里呢？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小国寡民，范本就是原始社会。

老子说，在原始社会人们会打仗吗？会有那么多灾害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关系会那么紧张吗？都不会，那时候人们活得很潇洒，饿了伸手摘果子，渴了喝泉水，婚嫁只要对上眼就行，没有彩礼，没有门当户对。

你打了一头野兽不用向头人进贡，种地也不需要向国家纳税，更不需要读书识字、参加公务员考试。

那时人们绝对平等，没人找个理由把你抓起来，关你、打你，甚至杀了你，更没有强制你祖祖辈辈当贱民。

道家设计的“行动方案”是什么？人们需要怎么做呢？

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什么都不要做，顺其自然。

老子说，当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就是统治者瞎折腾，非要搞什么国家、军队、制度，弄得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行动也不自由了，矛盾冲突也多了。

结果就是，人人争权夺利，国家政法不断，以至于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药方只有一个——无为，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制度，更不要什么阶级，让人民像大自然一样自由生活，所以矛盾就会烟消云散。

高深不？一点不高深；简单不？至简，人人听得懂；做得到不？太容易了，不做就是做。

所以，道家思想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道家思想虽然叫得响，却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人们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过去的理想社会根本回不去了。

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说白了就是生产力落后阶段的自然模式，那时候人口基数小，对资源的需求低，靠那种原始的组织形态就足以支撑人类的发展了。

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地盘只有数百人、数千人，草地、森林、山泽、鸟兽鱼虾足够养活这些人了，族群之间不需要争夺地盘，也不需要生产协作，小国寡民的模式正合适。

可是随着人口的膨胀，固定范围内的自然产出不足以支撑了，那就只能扩大地盘，于是矛盾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冲突、战争，部落联盟和国家意志开始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才能保证自己的族群不被外来力量所消灭。

基于这个变化，等级分化开始出现，社会治理思想诞生，老子所谓的“瞎折腾”就开始了。

由此可见，折腾并不是“因”，而是“果”，很显然道家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人们在道家思想描绘的理想国里追求了二百年才发现，这玩意不管用唉！

答案就有了，假如道家成为治国理念会怎样？很不怎么样！人类会倒退到原始社会，过茹毛饮血的生活。能实现吗？你说呢？

这就清晰了，不是后人刻意抛弃老子，而是他的道家思想不合时宜，开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它只能蜕变为个人修为的学说，而不能成为指导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

那么，儒家思想呢？

很抱歉，其实儒家跟道家一样，主张的都是“历史倒退论”，墨家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三家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倒退到“三皇五帝时期”，儒家主张退回到西周早年的“周公礼制社会时期”。

也就是说，都是倒退，这三家吵得面红脖子粗，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

孔子认为，退回到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行，周公创建的宗法制社会才是最完美的模式，走不下去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礼坏乐崩”，人们的“道德滑坡”了，只要强化教育，这个制度是可以重塑的。

所以，他周游历国，四处奔走呼号，高举“仁”的大旗，企图让社会重回正轨。然而，孔子也犯了一个错误，“礼坏乐崩”它也不是“因”，而是“果”，即周礼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了，从而导致结构性崩塌。

既然是倒退，那么儒家又是怎么成了治国理念了呢？

答案就两个字——变异！直白一点说就是，成了治国理念的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跟一个人有关——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最伟大的儒学家，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或“董学”。

西汉开国之初，刘邦、吕雉、汉文帝、汉景帝一直采用改良版的道家思想治国——黄老学说，但对这个思想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理念之争一直在悄然进行。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横空出世。

董仲舒在参加“策问”（人才选拔制度之一）时，向汉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阐述了“统治基础”、“政术”、“天人感应”三大问题。

这些理念被总结为“新儒学”的三大核心思想：中央集权、君权神授、大一统。又在这三大思想的指导下，以孔儒为核心，结合百家学说和先秦六艺，炮制出一整套思想学说体系，包括“阴阳五行”、“谶纬学说”、“三纲五常”等等。

抛开晦涩难懂的具体内容，我们直接看本质，其实“新儒学”之所以能打动汉武帝，原因只有一个——它成了皇权的吹鼓手。

思想的功效一是得有人“追捧”，二是得有“疗效”，孔儒之所失败，原因就是它既不受统治者待见，又解决不了问题。

被董仲舒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新儒学则不一样，首先它的三大思想符合了皇权的需求，汉武帝立马龙心大悦，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次新儒学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切合了帝制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历经三四百年终于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不过请注意，这是一个经过改造了思想，而不是孔儒的原貌。事实上，儒家思想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改造之中，比如后来的“程朱理学”、“阳明学说”等等。

正是这种没有停息的吐故纳新，才让儒家思想不断发展，也成了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宝贵遗产。它不是任何一个人单凭个人意志的选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2】、来自网友【热情的海马大叔】的最佳回答：

汉代一直沿用道家学说治国果真行吗?显然不行，恐怕大汉王朝坚持不了四百年。准确地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儒法并举，而非单单用儒家。事物是不断在变化的，而处理变化的事物，则需要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地认识一段时期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所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汉代从开始主导“黄老学说”到尊儒，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汉代从道家学说到儒家的转变是从汉武帝始推“更化改制”于始。

汉朝称制已经六十年，而六十年后为什么要弃道家“黄老”而尊儒？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去找答案。其实就是因为民生问题和匈奴问题，这两大问题迫使汉朝不能闭关自守和习于旧制了。

自汉兴于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前 141 年汉景帝死，汉朝已经存在 66 年，这个时间内天下已经远离战乱之患，再也不会像战国及秦朝时期年年打仗，岁岁劳民了。这段时间内不敢加重人民的负担，而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推行“休养生息”尽量不扰民而让其去自谋，让他们渐渐富起来。

经过 60 年的“无为而治”汉朝确实是富裕起来了，但是，这只是总体的富裕，那时的富裕并不能与人人都有饭吃划上等号的，而是富人富了，穷人依然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贫富差距大”。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使大数人感觉不平，那么富的人是谁？贫困的人又是谁？

这个问题找不准我们就无法找到汉初为什么要要弃道家“黄老”而尊儒用法。

富人群体之一，同姓诸候王，富可敌国，为富不臣。

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刘邦采取同姓宗亲分封制度，将刘姓诸候王分封到全国各地，本意是想以天子为中心，诸候王作为天子的屏障辅助保卫汉王朝天下的。在土地上诸候王们占据了汉天子天下的大多数。

在经济上，诸候王们更是富可敌国。当时诸王所辖之地，都是天下最富庶的封地。诸候各国富可敌国，富饶的乡村，繁华的都市，幽静的园林，高车怒马的王亲，富庶的商贾，天下的财富都掌控在诸候王的手里。汉景帝时，吴王与楚王最富有，这些诸候王一顿大餐就能顶上皇帝一年的正常开销。吴王的封地盛产铜矿，吴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大造铜钱，当时连汉朝廷的一半钱都是吴王供应的。除此之外，吴国又地处东海，又垄断食盐经营，吴王的财力远远超过了汉朝廷。随着他们财力的不断增长，诸王们又有军权可以大量扩充自己的军队，诸王们越来越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公然驱走朝迁守官与中央对抗。

富人群体之二，豪强之富，富可抗官，为富不仁。

豪强的形成，是西汉初期百业凋零，吸取了秦王朝劳民伤财过度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确保汉王朝的经济复苏和人口生产力的恢复，汉王朝采取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产物。在官府少干预的情况下让百姓自由发展经济，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先富起来的阶层开始慢慢走向垄断和兼并了

，这些豪强宗族势力在地方也渐渐横行不法，鱼肉乡里，随着财力的日见增长开成为一方的土皇帝，并且任用游侠乱法擅行仇杀，严重威胁了大汉王朝的地方政权。这些豪强宗族势力大至分为王室宗族势力，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地主和占有大量财富的大商贾。他们占有了当时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农民只能拥有小部分社会财富，造成了当时社会极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

这两个群体的人不光是汉朝最富的群体，同是也是最反叛的群体，此时的诸候王与豪强不光占有汉朝的绝大多数财富，也与另外一个重要外患勾结，那便是匈奴，他们已经开始与匈奴人在各个方面开始暗通有无，暗过各种“间谍”活动和走私活动，大量获利于匈奴与汉朝民间。

虽然诸候王与豪强在外构成潜在威胁，但并没有他们在民生方面构成的社会问题大。他们直接影响了大汉的民生问题，汉武帝采取“攘外先安内”的策略，着手解决诸王拥兵自重和地方豪强宗族势力林立所成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因为“无为”60 年，汉朝社会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衣食足而不知荣辱，富贵多且遍地贫贱。而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是不能“无为”了，而是必须要有所作为。作为在哪里？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二是教化问题。先吃饱饭问题自然是放在教化的前面，面解决生计问题首要在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问题的解。这个问题哪一家可以解决呢？这是两个时代的大命题，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力行，很显然，平均地权和教化儒家远比法家强；而谈到资本运作，节制资本，法家则远胜儒家。在“更化改制”之时儒家着手“改正朔，易服色”替《五经》博士置弟子等，著名人物便是当时的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