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呢？

关于问题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呢？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两宋春秋】的最佳回答：

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但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反对？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价值观有冲突。

四、新法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变法的背景：

国家积弊需要改革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变法革新”，总是在面临严重困难或危机的时候，才会进行。

治平四年(1067 年)宋神宗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他面对的大宋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大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虽然经济高度发达，财政收入日增，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导致了三大危机：

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
军事体制腐朽战斗力低下；
官员体系冗杂吏治败坏；

这三个危机也称为“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三冗问题致使大宋虽然富有四海，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国家必须变革了，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变法革新，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年间的财政、军事制度变革，和王安石罢相之后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的官制变革（也称为“元丰改制”）。那么变法为何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呢？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丰收之后，再行归还。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100~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只好卖田卖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但有了青苗法之后，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据《宋史》记载，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宋真宗时期的 524 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 228 万顷，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

——元脱脱《宋史·食货志》

宋史记载官僚大地主阶级占用了无数的田地，兼并、伪冒已经成为习俗了，朝廷严重禁止也禁止不了。

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

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 360 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使得赋税更公平。

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损

市易法是用来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哄抬物价，并实现国家资本增值。但这使得使大商人独占的

商业利润中的一大部分被收归国家

，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

操纵和垄断

。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改革严重影响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军事体制已经腐烂变质了，“吃空饷”导致的“冗兵”是大宋军事系统上的毒瘤。

《宋史》中记载原文如下：

“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七

从《宋史》的记载我们看到，北宋仁宗皇祐时期，禁军原本是马军四百人、步军五百人为一指挥，但长期没有战争，兵额还在而士兵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是马军一指挥仅数十人，而步军不满一二百人，剩下的都是空额，是武将集团用来吃空饷的，空饷的数目高的惊人。

到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常备军数量庞大，但因为“空饷”，军籍册上有其名而无其人，北宋禁军战斗力越发低下。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朝廷检查，出现了冒名顶替的假士兵。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已经是大宋军制中的毒瘤了，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军费开支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80%，财政上已经是不堪重负。

王安石变法针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通过裁兵法整顿军队，通过变法，裁军练兵。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宋史》中记载：

“七月，手诏：「拣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以为大分，五十已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元脱脱《宋史》兵八

我们看到《宋史》记载，王安石变法后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原先是六十岁）。按马军一营 300 人（原 400 人）、步军一营 400 人（原 500 人）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指挥不超过 500 人进行裁并，另外测试士兵能力，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这样杜绝了冒名顶替者、淘汰了老弱、挤出空额。

可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严重影响了武将集团的利益，武将集团赖以发家致富的“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被削减。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的价值观有冲突。

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也就是所谓“正人君子”。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讲究克己复礼，恢复上古时代的制度和利益，崇尚三代之治，视儒家以外的学说为洪水猛兽。

他们认为大宋当下的主要问题根据《宋史》记载为

：

“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元脱脱《宋史·食货志》

也就是——花费用钱太奢侈、赏赐官员不够节俭、对皇族的优待太多、官职冗滥、军队战斗力差。

而解决方案就是“节流”——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

王安石虽是编著《三经新义》的大儒，治国之策却是“易风俗，变法度”的法家思想，认为国家制度不能一成不变，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应当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善

，提出的口号也是“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法家价值观。

与“节流”的主张不同，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开源”，他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思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库充足。

而司马光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多收税，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会使百姓穷困潦倒、盗贼并起。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应该节省开支。比如给官员减薪等等。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大臣们为国操劳，俸禄赏赐况且已经形成惯例不易更改。最关键的是这也省不下多少费用，又徒伤朝廷大体。所以国用财政不足，就应该通过理财来增加收入。

司马光马上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下财物是恒定的，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奸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使用过的花招罢了。这导致了汉武帝末年民众不堪忍受、盗贼四起。

所以双方不仅仅是治国路线之争，更是价值取向之争。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右）

四、法令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历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的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但由于反对声过于激烈，王安石就雷厉风行快速实施新法，这样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再加上反对的大臣太多，王安石可用的人才也少，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也混入新党之中。

这样导致许多新法还没完善就推出，在新法推进过程中，地方上的那些旧党官员不是去完善新法的体系，而是抓住新法的不足之处，拼命抨击新法的不足，要求废除新法。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明明发现新法的不足，但与旧党争斗而拼命掩盖，甚至为了新法的政绩而向百姓摊派。这又成为了旧党攻击的目标。

神宗励精图治的皇帝，王安石也是锐意进取的名相，可偏偏遇上满朝的一大批反改革大臣，如果朝野都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新法，在新法实践中一步步地修正、完善，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持续到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法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来回折腾直至北宋灭亡，最后子孙也都作了亡国的臣民。

结语

宋代有“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士大夫在宋代不仅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而且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每个士大夫成功之后就不仅仅代表自己。其背后家族、师生、盟友等关系盘根错节。

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侵犯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武将集团的核心利益。不仅如此，其“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带有明显法家思想的政治纲领，在以传统儒家价值观为原则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再加上新法本身还尚处于磨合期，不够完善，招致群体反对也不意外了。

参考书目

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脱脱《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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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网友【德厚致远】的最佳回答：

变法改革都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分化，变法必然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钱财动人心，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当然群起而攻之，反对变法了。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利国利民，主张和实驰了从农业和商业到手工业，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改革，制定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市易矿税、科举制度等系列新法，但是，王安石未能采取恰当的措施调节安抚决策者和统治阶层的利益最大化，缺乏对利益集团的全面了解，权与利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的所谓正人君子拥有话语权和统治权，为了私利多是采取欺上瞒下来粉饰太平蛊惑人心。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很得百姓称赞，他也在从政实践中，发现了北宋所面临的积贫积弱局面。亲眼看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财政困难。而广大农民由于地主豪强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繁重，各种矛盾正在酝酿激化。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了弊政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就向皇帝上书，指出天下财力困穷，在于吏政败坏。并提出理财方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变法主张，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变法维新，革除弊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适应时代变化发展。

但是变法触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这些官僚权贵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阻挠变法，甚至对王安石展开人身與论攻击，迫使王安石两度辞去宰相职务，更有甚者，贪官污吏利用推行变法，借机把官僚贵族的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对老百姓盘剥压榨，也使天下百姓对变法愤愤不平。认为王安石不通人情不明事理，皆呼为‘拗相公’。这也正是王安石不周知社会人情世故，而行不适之策的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