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陈寅恪和王国维在国学领域谁更厉害些？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乐观的清风拂柳】的最佳回答：
陈寅恪和王国维都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陈寅恪那么好，但他确实是真正的天才。在文学批评领域、戏曲研究领域、甲骨文研究领域、历史领域、红学领域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众望所归的国学大师，但却没有一个人的成就能够涉及如此广泛。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五十岁时就英年早逝了，五十岁之前做出的成果就达到了让人无法超越的地步，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相比较而言，陈寅恪的研究的领域比较专一，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明清历史。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如果有之前人已经做出过相同的结论，他就不再研究。这使得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独创性以及启发意义。比如他提出的关东豪杰、关中集团等概念就很好地解释了隋唐时期的种种历史现象，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可以看到，王国维涉及的领域更广泛，而陈寅恪更为专一，两人是各有所长，难分高下。但陈寅恪能够在目盲之后坚持著书，并在暮年完成了百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堪称史学奇迹。其风骨之傲岸，学养之深厚，已经是神州第一人。如果对国学大师的考量还要算上品格因素的话，那王国维就不如陈寅恪了。陈寅恪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给王国维写得悼词，践行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真谛。
【2】、来自网友【无聊到巅峰】的最佳回答：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没有学贯中西的通儒——–有则是两个“半个”：半个是王国维，半个是陈寅恪。
什么是国学？
在谈陈王二家造诣之前，我们不得不去了解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词至今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确切定义，甚至“国学”是否成立都颇有争论：
有如陈独秀、曹聚仁、何兆武等人便是“无国学说”的既定支持者。
陈独秀：“就是再审定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概念，因为‘国学’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
曹聚仁：“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
（民国学者曹聚仁）
而支持国学论者，也颇多论述：
有章太炎、黄节等人倡导的“国粹说
”: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彼时便以“国粹”相号召，并以“研究国学，保护国粹”为要旨，创办了《国粹学报》，邓实更是在学报的致辞中这么写道：
“一国之立必有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
（章太炎和黄节）
而胡适紧随其后，在章、黄等人的提出的“国粹说”之后，又提出了
“国故说
”；更后者张岱年则直接将“国学”定义成了“中国学术说”；甚至季羡林、马一孚都分别提出了“大国学说”以及“六艺说”——–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谁家的“国学说”都是有“一争执鼎”的学术私心在里头，业已不拘于独为“中国文学”而纯粹发声了。
（胡适曾为清华学子开出来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并不为清华学子接纳）
但我们今天谈王、陈之学术成就，自然是需要将国学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去衡量——-虽然我认为“国学”最佳的定义是“凡国人所学即是国学”。
西力东渐＆唯二的“通儒”
谈完了“国学”概念的嬗变，我们再反过头看看王国维和陈寅恪在“国学”领域的贡献，或是是时人特重的列位分席。
窃以为，就算是王陈二人分列清华四导师之二，其旧学造诣也算不得完美的句号，我们讲他们的贡献，更多的是在“西学东渐”时期对古典文学的承前启后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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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领域：于同代称雄，却比上不足
晚清以来，西方文学思想大量涌入国内，尤其以严复与林纾的西学译著，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界，彼时日、美等国的学者以实证化论述中国文学史的域外汉学，竟让国内学术界动荡不已———还能这么分？还能这么谈？到此，国内的目录学遂以星火燎原之势逐渐分崩离析。
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结构，是以经史子集的四库而分类。其中自是以儒家学术的经学为中流砥柱，以史学为贯通脉络，并复翼子部、集部等边缘化的知识——-盖因为这些东西无关乎名教旨意、无关于古典文化之“精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罢，他们作为学者本身的成就，仅是继承了乾嘉时期笃实的考据学风，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王、陈）已称翘楚，但就旧学而言，还是不能上并乾嘉遗老。
陈寅恪立言者有五（四稿一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王国维的著作则稍多：生平著述 62 种，批校的古籍逾 200 种。(收入其《遗书》的有 42 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以文集著作观之，我们很显然的能看出来，二人的成就皆是立足在考据学之上的“反述旧学”，且王国维的贡献要大于陈寅恪的：别的不说，陈寅恪盛名之下仅有五书传世（其中一本还是无关痛痒的名妓列传）……
但除去史学方面，在诗词歌赋等本位旧学中，陈寅恪比及其父陈三立（之于诗）、王国维比及同辈朱祖谋（之于词）都相去甚远———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流诗词人”。
因此，除去“博学通才”、“天资纵横”等褒扬互谀之词，就“国学造诣”而言，当如是观：皆以史学见长，未能比乾嘉诸老；
并可填词作诗，但难敌同辈翘楚；
（这里不是贬低二位先生，而是那个时代学者的通病，其实二人的成就在同代之中已经算是顶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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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贡献：参与了中国学术转型的两位“通儒”
话虽如此，但二人之于传统文学的贡献却又有别人难到之处，即他们都参与了中国知识结构的转型。
王国维和陈寅恪上承经史子集的四部旧学，同时又都经历了西方逻辑学的实证洗礼，并都极力促成了西学知识结构在我国固有学术的生根发芽：
丨 1902 年，王国维致信张之洞，极力反对将经学列为中国文化之首，应当效仿西方大学的分科制度，并特例哲学，尤其表示在分科学上不能再重蹈覆辙；
“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丨 1925 年，陈寅恪更是为清华大学的体制建设，写下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
“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者比”
总而言之，如果要以著作定高低，那么在史学、文学上王国维自然是略胜于陈寅恪；但如果从文学史的地位以观之，二人则同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附
值得一提的是，时人大多热衷于对文人武将分个高低一二，但仅仅是叶公好龙罢了，对于这些个“学术明星”，大家在意的不是
学术
，而是
明星
二。
陈寅恪因题祭王国维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标记成近代之文骨，但鲜有人读完了他的”四稿一传”;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王国维则是因《人间词话》的“人生三境界”说，被当做学海致舟的标杆，但也是鲜有人知王国维所学精要——-被奉为圭臬的《人间词话》仅是王国维的“深悔少作”罢了。
我有个朋友说的挺不错的：如今所谓的“国学大师”，不外乎是一群不懂国学的人选出来的大师罢了——–虽然略显刻薄，但却鲜血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