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孔子真的告诉我们要“以德报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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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孔子告诉我们要“以直报怨”。

以孔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古代主流先哲立场鲜明地告诫炎黄子孙，做人要有一颗向善的心（以德报德），但是也决不纵容恶（以德报怨）。

【2】来自网友【读一世界】的最佳回答：

第一部分（误解）

“以德报怨”作为怨德之报方式是春秋时期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诸种怨德之报方式的一种，一直被很多人视为“宽容”“仁爱”的大义之举而力加倡扬，其倡扬的文献根据认为出自《论语》，为孔子提出并主张，这实际是对孔子的误解。

“以德报怨”这句话确实可见于《论语》，但却并非孔子思想，说孔子主张“以德报怨”是对《论语》原文的断章取义。
《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很明显，“以德报怨”并非孔子的思想，孔子只是回答了“以德报怨，何如？”这个问题。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孔子的主张。
邢昺疏：“此章论酬恩报怨之法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问孔子曰：‘以恩德报仇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者，孔子答言，若报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
也就是说，有人向孔子请教，即使被人侵犯了，也不作计较，要以恩德去报答仇怨。对于这种说法，孔子认为，如果报答仇怨要用恩德，那么，受人恩惠之德又将何以报之？
当然，这里，以“犯而不校”等同于“以德报怨”是不妥的，前者主张对有侵犯者应不作计较，这是一般有宽容之德的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后者则要求对侵犯者不但不作计较，反而要施以恩惠，这种过分之举，是强人所难。

孔子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或人”之问，即没有直接对“以德报怨”提出反对，但却在逻辑上作出论辩，由此可看出，《论语》中虽提及“以德报怨”，但是从中可以明确看出，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的态度非常明确。
既然无法找到孔子主张或者赞同“以德报怨”的事实依据，又如何可以推出其主张“以德报怨”，可见此说法不实。不仅如此，“以德报怨”更与孔子思想不符。

第二部分（论据）

一、“以德报怨”的观点也违背了孔子一贯坚持的“直道”、公正的原则。

确实，在德怨相报方面，孔子的观点是从自己一贯的主张“直道”出发，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论语·宪问》篇的原文为证，上文已有详细引述。
“以直报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于情感生活，正如钱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样：“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钱穆：《四书释义》），而“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钱穆：《四书释义》）。
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意思是人能够活着是由于正直，而那些以曲罔的态度活着的人，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而已。
孔子一贯坚持直道原则，将“直”视为重要的人生哲学之道，《论语》中有 11 篇提及，22 次出现，其中大多与人生态度有关。

如他批评道“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有人向微生高乞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所以当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时，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
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因此，孔子称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朱熹注：“直道，无私曲也”，“盖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
孔子所谓“直道”就是“无私曲”，善者善之，恶者恶之，以公正无私的率直平和心态对待人和事。
《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或曰：‘以德报怨，何如？’看来也似好。圣人便问他：‘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若以直报怨，只是依直报之，恰如无怨相似。且如人有些侵我处，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与他理会便是了。”贺孙又问道：“‘以德报怨’，非独说道无以报德，只是以德报怨，也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伪，只是不诚。”可见，“以德报怨”与孔子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公平的道义原则不相合，不可能成为孔子提出或主张的观点。

二、“以德报怨”并不符合孔子的仁爱思想原则。

我们知道，孔子的核心价值是讲“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以此出发，似乎理所当然会认为孔子赞同以仁爱的宽容精神对待结怨者，但是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非无原则的爱，而是有着鲜明的原则性。
首先是孔子常说的爱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即仁爱首先指向的是爱亲。
其次，孔子所谓仁爱落脚于道义，“义”者，“宜”也，即“应该”，而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即是指爱那些讲道义的君子和仁者，远离那些背信弃义、“巧言令色”的“小人”。
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再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等言论，都体现了孔子的仁爱价值观，即真正的仁者是有是非观念的人，懂得好者当好之，恶者当恶之。
他特别讨厌甚至贬斥“乡原”，明确指出“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可见，那种无原则的糊里糊涂的爱，那种无区别地滥施感情，孔子是不而任何仇怨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其性质也是有分别的，其程度亦有不同，所以孔子不可能主张笼统地讲“以德报怨”。
相反，“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论语·里仁》）。即孔子认为憎恶不仁者，也是有仁德的表现。可见，“以德报怨”与孔子的仁爱价值观并不相符，甚至相抵牾。

三、“以德报怨”违背了孔子平实的生活态度。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可见，孔子认为，道不能脱离人们平实的生活世界，如果专务高远难行之事，就不是道。
由此可见，孔子不是不能谈那些高远道理的，而是不愿意空谈高远，因为这些道理并不是人们普遍能知能行的，所以他只讲一些平实切行的道理，使人人易知易行。而《尸子》曰：“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意思是说，在行动中贯彻“以德报怨”，好比鱼过龙门、牛过太行一样，其困难程度让实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另外，康有为《论语注》：“耶氏过仁，亦以德报怨，或以此尊之，然实不能行。”康氏认为，“以德报怨”有点类似于基督教的“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的“过仁”之举，这是难以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