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历史百小生】的最佳回答：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劲爆”，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 1000 多年，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就像一枚重磅炮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它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史书？为什么至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与史学经典《史记》相比，到底哪个更靠谱？
我们先来讲一下，《竹书纪年》的传奇发现经历。
一个盗墓贼的新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在北方的汲郡，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很明显，这里已经被无数摸金校尉们光顾过了，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已经被盗走一空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不准拿起地上的一个竹片，把它点燃，又继续向深处走去。
天亮以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赶紧报告了官府。
在官府来之前，当地有大胆的村民已经悄悄地溜了进入，可惜，里面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玩意儿也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给扔到了地上。
官府的人过来以后，知道古墓中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也就草草的走了一个流程，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地上的竹子上写有文字，弄不好就是古代记事的竹简。
要不说“没文化真可怕”呢，这些竹简的价值，那可比金银大多了，只是这时盗墓贼们不识货，随手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整理后，居然整整装了 10 大车的竹简，全部运到了衙门里。
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 15 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统一了文字，因此，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史官们的多年研究，终于从里面整理出来了 75 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 10 万字。其中有《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等。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因为它是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就称呼它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 89 位帝王，跨越了 1847 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
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他国史书，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不过，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把它称为《今本 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我们何不从这些文章中一一的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把它称为《古本 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看见没，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不是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留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是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
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被舜给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了《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是，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俩人差了足足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惑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的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不过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 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 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俩人也是多加赞美，可是，《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变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 21 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 771 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是，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 46 年，而这 46 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 46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些书都被项羽烧完了，是司马迁又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说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
【2】、来自网友【史晓生】的最佳回答：
《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劲爆”。
我们都知道，要想学习和了解我国的古代史，那必然绕不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为我们探究历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
不过，除了《史记》之外，曾经还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史书，其部分内容不仅与《史记》大相径庭，并且还相当“劲爆”，完全颠覆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明君圣贤”形象。
这部史书的名字，正是《竹书纪年》。
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究竟是谁的可信度会更高一些呢？难道太史公司马迁真的欺瞒了我们吗？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哪些颠覆性的内容。
首先，就是关于“尧舜禅位”的另一种版本。
众所周知，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三代通过禅让这种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并且，他们也通过这种举动，成了后世学习的楷模。
但是在《竹书纪年》中，这段历史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
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在尧年老之际，舜为了夺取权力，不仅将尧囚禁，还将尧的儿子丹朱也关了起来，导致父子二人从此不得相见。
要是按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所谓的“尧舜”禅让根本就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则是舜发动了“宫廷之变”，强行夺取了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
当然，如果仅仅是《竹书纪年》一家之言，那么大可以用“孤证不立”来反驳这种说法，但问题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尧舜禅让”提出了质疑。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要属思想家荀子，他在著作《荀子·正论》中就提出，所谓“尧舜禅让，是虚言也“。
另外还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不仅认为“尧舜禅让”根本不存在，并且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包括“尧舜禅让”和“舜禅让禹”，都是“臣弑君”的结果。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有了荀子以及韩非子的佐证，这样看起来《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舜禅让”，似乎就更接近于真相了。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另一种形象。
在《史记》的记载中，伊尹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老师，商汤正是通过他的教授，才得以彻底灭掉了夏朝。
并且，到了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以及太甲这三位商朝的君王。
但在太甲继位之后，由于其肆意妄为，且贪图享乐，导致朝政混乱，百姓也对他怨声载道，期间，伊尹虽说多次规劝，但太甲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伊尹为了匡正太甲，便把太甲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让其闭门思过，同时，伊尹暂时代理了所有朝政。
直到三年之后，太甲得以悔过自新，因此伊尹便将其接回，又将权力重新交给了太甲，自此，太甲励精图治，将商朝治理的蒸蒸日上。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伊尹被后世称为“第一贤相”。
而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伊尹对于太甲的所作所为，不仅称不上“贤相”，并且他的结局还十分凄惨。
他先是放逐太甲，之后又自立为王，结果，太甲从放逐之地秘密潜回，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力。
这样的记载，完全是将伊尹这个人，刻画成了一个“权臣欺压幼主”的负面形象。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有关于周朝时著名的“共和执政”记载，也和《史记》中所记录的大为不同。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周厉王在位时，由于其昏庸无道，且不听劝谏，同时还将胆敢对他有怨言者统统处死，导致全国上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最终，不堪忍受的百姓们发动叛乱，将周厉王驱逐，国政则由召穆公、周定公这两位相国共理管理，名曰“共和”，史称为“共和执政”。
但在《竹书纪年》中，这个所谓的“共和执政”，却是指一个叫做“和”的诸侯，代理了天子之职。
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和”的诸侯，其封地是“共国”，且其爵位是“伯”，所以，也被称为是“共和伯执政”，简称“共和执政”。
并且，在《晋书·束晳传》中，也明确提出，所谓“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也就是说，《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载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共和执政”，双方唯一相同的，仅仅是该事件的名字一样而已。
诸如此类相悖的记载，在两部史书中还有不少，总之，两者虽说大体上较为一致，但很多人物、事件的细节，却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的部分记载，颠覆了后人心中“圣君贤臣”的正面形象。
那么，可不可以就单纯认为，太史公司马迁糊弄了后人，《竹书纪年》的记载更贴近于真实的历史呢？
答案是也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因为《竹书纪年》所发现的时间，十分可疑。
《竹书纪年》这部“惊世骇俗”的史书，最早是在西晋时，由一个叫做“不准”的汲郡盗墓贼，在无意间发现的。
根据记载，当时正值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也就是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的第十五个年头。
当年，这个盗墓贼光临了汲郡（今河南卫辉）城郊的一座古墓，不过在他到此之前，这座古墓早已被盗掘一空，里面值钱的东西基本上所剩无几。
所以，盗墓贼在挖开古墓后，发现没什么金银珠宝，便就此离开，但在不久之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因此就赶紧上报官府。
而官府来了之后，一番搜索，什么陪葬品都没发现，反而发现了成堆的竹片。
并且，在这些竹片上，还刻有大小不一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就有人认为，说不定这上面都是“古文”。
于是，这件事被层层上报，最终连司马炎都得知了此事，而当时他正是春风得意之际，西晋的第一个盛世“太康之治”正在他的治理下徐徐展开。
所以，他在听说了有古墓发现古籍的事情后，十分重视，赶忙派人对这批竹片加以保护，并安排人对此进行整理编译。
而经过整理，这些刻有文字的竹片，足足装满了十辆马车。
最终，经过当时的史官进行编译后，最终编译出一部史书，而这部史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竹书纪年》。
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从古墓中发现的史书古籍，理论上应该是真实靠谱的，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西晋那帮编译的史官们，是不是真的百分百还原了竹片上的所有内容。
这一点，相信没人敢说百分百确定，毕竟西晋距离商周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的时间，曾经的文字与西晋当时的文字，已经大相径庭。
不然，司马炎也不至于安排专门的史官来进行编译。
这就好比我们现代发现的甲骨文，上面的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思都需要大量的求证，并且，即便是求证之后，也不能说就是求证而来的那种意思。
因此，编译时难免会存在误差，以及和真正的史实不符的地方。
并且，既然是有人进行的编译，那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这个编译的人，会把自己的情绪以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给带进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史公世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那可是夹带了不少“私货”。
比如，司马迁出身世家，就因为给李陵求情，遭到了汉武帝的“腐刑”，因此，他对汉武帝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当然，他不敢直白地批评汉武帝，但他却敢借助批评汉武帝重用的人来侧面指责汉武帝。
别的不说，就是卫青与霍去病，人人都知道卫、霍二人是汉朝历史上功勋卓著之人，正是他们击退了匈奴，弘扬了大汉天威。
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却成了“以和柔自媚於上”的人，至于霍去病，司马迁不仅说他是仗着汉武帝宠爱才得以上位，并且还将其描写成一个“不体恤下属”的纨绔子弟。
之所以司马迁会这样描写卫霍二人，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他们出身低微却掌握了大权。
而曾经因为迷路导致自尽的李广，就因为同样和司马迁是世家出身，让司马迁不仅对他多有着墨，甚至还不惜写出“李广射虎”这种有神话味道的记载出来。
举司马迁的例子，并不是说他所写的史书不可信，而是为了说明，史书出自人之手，其中难免会有个人情绪与看法在内。
而说回西晋那帮编译《竹书纪年》的史官，他们同样也是如此，经过他们所编译的史书，难道真的就和史实一模一样吗？我看未必。
所以，这就是为何不能说《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更高于《史记》的原因，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史官们整理之后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朝局以及司马炎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属于个人猜测和推断，也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并不代表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都知道，司马家能建立晋朝，是通过阴谋诡计的手段，篡了曹魏的政权而得来的，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并且，司马家的司马昭，还干出了“当街弑君”的事情。
而在司马家之前，虽说权臣篡位屡见不鲜，哪怕是杀害皇帝也不乏有之，但最起码，做得都相对隐蔽，没有公然撕破脸。
但司马家却在受恩于曹魏的情况下，用不道德的手段摘取了曹家数代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这一点，极为让人诟病。
因此，司马炎在登基之后，就有必要要为自己的爷爷、父亲以及伯父的所作所为，来进行一种掩盖和掩饰了。
当然，如果司马炎直接说司马懿等人是忠臣肯定不行，毕竟天下人都不是瞎子，所以，他就得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个与司马篡魏类似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篡君自立的行为。
而在这种需求下，恰逢古墓发现古籍，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同时由于那些竹片上的文字很少人认识，因此，怎么编译，编译成什么样子，都是司马炎说了算。
所以，“尧舜禹禅让”变成了“尧舜禹拼杀上位”，极有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
即便“尧舜禹拼杀上位”有可能是真的，但这无疑也给司马炎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竹书纪年》才会在晋朝大为流行。
此后，弑主自立成为了晋朝以及晋朝之后那个时代的主题，倡导“忠君爱国”的儒学却日渐式微，而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时局需要。
只有打击和颠覆“尧舜禹”，才能打击儒学的忠君理念，而打击了儒学的忠君理念，则就可以打击皇权。
更重要的是，按照《竹书纪年》所呈现的内容，无疑是有辱儒家圣人，但要知道，其出土之后，儒家居然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甚至，这部书还得到了晋国上下的重视和传阅。
如果没有司马炎的支持，可能实现这一点吗？所以说，这部书里面的部分内容，大概率是配合司马炎的需要而出现的。
而一旦如此，那《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有多少，就需要打一个折扣。
假设，《竹书纪年》的内容，被西晋的史官们准确无误地编译了出来，但谁又能保证，曾经写下这部史书的史官们，所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呢？
根据资料显示，《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编写该书的人，大部分是魏国的史官。
而该书的编撰时间，则与春秋战国的大事件“三家分晋”十分接近。
我们都知道，三家分晋，是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晋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该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以及战国时代的来临，由此，七国争霸的时代来临。
而这同时也标志着，周王室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都知道，周王室历来以黄帝直系后裔自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承接天命。代商建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笼络当时的中原各族，将他们拉到一个祖先名下，以便于稳固自己的统治。
正因为有了黄帝直系后裔这种身份，周朝才得以用“先贤后代”作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以及分封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政局体系和思想基础。
但《竹书纪年》的出现，却将周王室的先祖，也就是“尧舜禹”等人抹黑了一遍，再加上其出现的时期，处在“礼崩乐坏”，且周王室大权衰落的时期，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似乎，《竹书纪年》就是专门为了挑战和质疑周王室而存在的。
毕竟当时各个诸侯野心勃勃，同时又对周王室日渐不屑一顾，没有了往日的敬畏之心，因此，为了颠覆周王室，用舆论进行攻击也是很正常的事。
尤其是《竹书纪年》刚好出版在“三家分晋”的特殊时期，并且还是出自于晋国和魏国的史官之手，这背后，保不齐就有魏国向天下宣示自己野心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着“惊世骇俗”之语的书籍，也不止《竹书纪年》一个。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思想和旧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就如同清末民初时，西方思想涌入后，与传统的理念相互冲突一个样。
所以，《竹书纪年》中对于古代圣贤的另一种版本记载，说不定也是一种类似于“疑古派”思想下的产物，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曾经的一切，继而进行否定。
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究竟《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哪一部史书敢说完全还原历史，不管是《竹书纪年》也好，还是《史记》也罢，两者都是记录历史，只不过记载的人不同，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同而已。
谁真谁假？谁更具可信度？这就要看你相信什么，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