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半途而废？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煮酒君】的最佳回答：
变法通常认为是挽回一个国家颓势的重要举措，但是每一次变法都必将损害到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正是如此，每一次变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大部分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在古代封建王朝当中，最著名的两次变法当属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跟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不同于商鞅变法的成功，王安石的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仔细观察王安石变法的话，不难发现这场变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不足，权力的斗争导致变法掌舵者的频繁变更，变法阵营内部的重重矛盾，反对派的声势浩大以及民心的丢失，这些最终导致变法失败的结局。
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不足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的不足。从熙宁二年七月六路 均输法开始，到熙宁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间，共颁布了大小十一项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统治区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变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进行。
王安石丝毫没考虑到这一点，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便一股脑地在全国推行他的变法。这样的后果便是这些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面对这些困难之时，王安石等变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困难，而是一致认为这是反对派在背后使绊子，将矛头指向了反对派。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依旧解决不了这些变法遇到的困难。
权力的斗争导致了变法掌舵者的频繁变更
从宋神宗决定变法的那一刻起，作为变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宋神宗深感皇权受到王安石这个丞相的挑战。熙宁 7 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失去了变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变法掌舵者吕惠卿虽然也是一个变法派，但是却一心追逐权力，对变法之事不甚热心。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宋神宗只得请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变法。但是二进宫的王安石却成为了吕惠卿的眼中钉。为了权力吕惠卿不顾昔日恩师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后导致了这两位变法派大佬两败俱伤。在没有了掌舵者的情况下，宋神宗不得已只得自己亲自主持变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变法派也因为王安石、吕惠卿的失势而不敢贸然进言。单单凭借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没有办法让这场变法顺利的开展下去。
变法派的内讧，用人不当
在王安石晚年回顾这场变法自我总结时，他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用人不当。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的时候，害怕王安石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虚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于死地。昔日的师徒二人竟因权力而分道扬镳，随着吕惠卿被查出敲诈商人五百万钱锒铛入狱，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吕惠卿，网罗王安石“隐瞒皇帝”、“对皇帝不忠”的陈年旧信，将恩师彻底打倒了。这场变法派一、二号人物的内斗最终耗尽了变法派的变法决心，以致于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上台的变法派人物蔡确、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变法不变法，只知道大肆排除异己。
声势浩大的反对派
每一场变法都会有反对派，面对反对派时，王安石想到的不是争取、化解矛盾。最终两派变成非黑即白的阵营之争，苏轼、司马光等大佬虽然是反对派的主力，但是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苏轼到了后期也认同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举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只有“非黑即白”，对于苏轼、司马光等有才之士只知道一味的排挤，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却得到了重用。最终不仅导致了改革派的孱弱，还人为的树立起强大的反对阵营。
民心的缺失，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变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注定是要伤害到地主阶层的利益，如果能够争取到变法的受益者底层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场变法或许就成功了。想当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但是到了最后这场变法不仅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收益，还造成了地方与民争利、横夺暴敛，让本应受益的底层老百姓成为了受害者。最终在两边都不讨好的情况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走向了失败。
【2】、来自网友【空梦历史】的最佳回答：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在是宋时期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是千年历史中闪耀的星光，一生留下最大的记忆就是变法。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历史上变法争议最大的变法，很大原因在于过于超前，触及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人群。
用经济角度看待这次变法，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它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如此前卫的思想。
但从思想上来说它是成功的，
以 1000 年之后的经济法思想来推动改革，这也是近现代主流，思想一直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
变法的力量
宋神宗任命宋朝著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副宰相) ，设立专门主持变法的机构———
制置三司条例司
，开始了为期 16 年王安石变法。
宋实行崇文抑武、扩大科举选官范围、大兴学校教育等政策，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宋政治势力中与皇权共治天下的重要力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士大夫们高扬内圣外王大旗、重建社会秩序理想的具体实践，让宋当时弥漫一种, “回归三代”的意识，
不少士大夫开始在 “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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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士大夫崛起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自中唐以降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加快，南方经济力量在全国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宋前期在执政官员中南方人所占不足百分之十二，到宋中期以后约占百分之三十七，而到宋神宗朝以后南方人士所占比重则达到百分之六十二。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集团均出自江西和福建等南方地区。
二、从唐朝开始的儒学复姓运动到宋中期达到顶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成为主流。
三、宋中期的士大夫们遇到了
“得君行道”的最佳历史机遇
。宋神宗在熙宁元年四月曾先后向大臣富弼和翰林学士王安石问以治道，一心想要横扫宋朝的积贫积弱格局。
理想被现实无情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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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很多归结原因以下几点：
一、这场变法是一场以国家将要破败的举动而进行的，并非以发展经济为基础。
二、宋当时没有适合新法的土壤空间去发芽，没有提前做好松土、施肥的准备。
三、新发推行的时候手段单一，出现各种旧势力的阻碍，一直有旧贵族和投机取巧的人
四、变法的性质和目的不一样，这是一场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发展经济，这场分配直接触及每一个旧阶层的利益。
变法一派出现的裂变
从士族关系、和人物矛盾来说这层关系更为关键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标志是宋神宗之后被被高太后、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和宋高宗否决掉后续变法，这只是变法的失败。
让王安石在历史的轮回中遭到唾骂的是一群曾经呼吁变法的理学家，
北宋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
后来发现王安石的变法脚步太大，
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
要知道利益之争不仅仅在文臣武将中，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坚守“崇道德黜功利”原则之使然，用“崇道德黜功利”这一原则审视这几百年历史。
这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幸。
起初王安石是想要搭建一个理想社会的抱负和宋神宗想要改变受到辽夏欺压局面的层次上走到一起，于是君臣之间就开始合作。
但是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连宋神宗也发现事情的不对劲，开始在理念上发生矛盾，而且越来越深。
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赈济贫乏是以法先王之政为出发点,而宋神宗更关心变法为充盈国库带来的好处。
财富大量集于朝廷，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王安石以及宋神宗的关系也在发生裂变，也就是意味着整个新派的支持者开始发生对其发生质疑。
王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就是与他们的理想有所不同，但是人心所向，跟多人都会顺着趋势走，就逐渐造成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越来越少，当初同一阵营的反水指责新派人物。
归纳总结
王安石变法表现在思想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因为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免役、保甲、科举、青苗等新法，在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及增损的情况下，均为宋朝以后的历代所延行，说明王安石变法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
所以，从思想精神层面来观察，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士大夫们首次运用儒家政治理念重建社会秩序的一次有益尝试。
他们为实践“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力图建立 一个较为平等社会的努力，在变法中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