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到底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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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网友【月光林地 3】的最佳回答：

胡搞就是胡搞，朱元璋治国理政的结果本质就是大明二世而亡，只不过篡位夺权的恰好是他儿子而已。

【2】、来自网友【减水书生】的最佳回答：

朱元璋不懂行政流程，昏头昏脑又残酷嗜杀，所以发动了“空印案”。如果这么理解，那就把朱元璋看简单了，也把“空印案”看简单了。

朱元璋残酷嗜杀没错，却从不昏头昏脑。

古之为官的三种境界，有子产的“不能欺”、有子产的“不能欺”、有西门豹的“不敢欺”。即“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那朱元璋这个明朝最大的官，属于哪一种？

子产的“不能欺”，还要再加上西门豹的“不敢欺”。

既然是“不能欺”，那就不要设想朱元璋能昏头昏脑。

刘邦的风格是善于纳谏，最后证明谋士说得对；朱元璋的风格是力排众议，最后证明他这个主公说得对。朱元璋能从乞丐打到九五之尊，客观上说是他运气太好，而主观上说则是他的决策能力碾压群雄。

既然是“不敢欺”，那也不要指望朱元璋能被人奸人蛊惑。

老朱一朝，只有被错杀的忠臣，却少见漏杀的奸臣。大明洪武朝真正做到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胡惟庸、李善长都是人精级的存在。但这两个人精，哪一个把朱元璋给忽悠了，反倒都被朱元璋忽悠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朱元璋很可能是后者：大事英明、小事难免晕头，但残酷嗜杀一以贯之。

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方孝孺《逊志斋集》称，“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而当时大明的官员总数也就 2 万来人。即便往少说，空印案也要牵扯上千人。上千人已经占比大明官员的 5%。

设想一下，现在一气干掉全国 5%能掌印签字的官员，会是一个什么概念？不仅地震加海啸震动官场，而且连社会也跟着一起震。

“空印案”绝对是大事。

所以，朱元璋即便大事英明、小事糊涂，也不可能玩出“空印案”。这么玩，就等于地主老财朱元璋突然想不开，然后杀掉自家耕牛、赶跑自家长工，最后撂荒自家耕地。就中国历史而言，精打算盘加吝啬守财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文帝杨坚、另一个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黄册、鱼鳞册，能把老百姓算到了骨子里。朱元璋死活也干不出撂荒自家耕地的事。

一种可能是昏头昏脑了，一种可能是奸人蛊惑了，一种可能是小事糊涂了。这些个可能，统统不可能。

“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难以置信，那也是真相”。

在“空印案”这件事上，老朱不是“过失犯罪”，该预见到的、他都能预见；也不是“间接故意犯罪”，地主老财绝不会放任自家耕地撂荒。所以，他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说得直白一点儿：老朱就是要这么干。

这么干，不是蠢吗？平白无故地冤死那么多主印官员，““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这不是蠢，还能是啥？

有些蠢事，站高一个维度再去看，就不是蠢，而是高明。

贾谊，西汉第一才子，笔下《治安策》堪称两汉第一雄文。但他的《过秦论》是怎么解释秦朝灭亡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能写出两汉第一雄文的西汉第一才子贾谊，就这种见地？

苏洵，苏家一门三进士，他是老爹，大才子苏东坡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但是，他的《六国论》是怎么解释六国灭亡的？“弊在赂秦也”。“博辩宏伟”而以古之贤士自居的苏洵，就这种见地？

但是，站高一个维度呢？

西汉初年，一直照抄秦朝留下的制度作业。但天下疲敝，人民思治。这时候，继续秦政秦制，百姓受得了吗？北宋年间，北边贿赂契丹、西边贿赂党项。这时候，北宋的操作就是六国的操作。长此以往，结果会怎样？

所以，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说秦朝的事，而是拿秦朝说事，用过去的秦朝来说眼下的国事：不行仁义的汉朝，就是秦朝，秦朝怎么死、汉朝怎么死；贿赂敌国的北宋，就是六国，六国怎么灭、北宋怎么灭。

然后，类比大明朝的“空印案”，朱元璋到底要干什么，也就清楚了：他不是在说“空印案”的事，而是拿“空印案”说事。

所以，理解“空印案”，一定要探究朱元璋要拿“空印案”说什么事。那么，我们该怎么探究？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从小处着眼，就从办公室政治来看，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说，但三把火要烧谁？谁出头就烧谁。但烧谁不是目的、放火也不是目的，揽住权力、树立规矩以及改变接下来的生态风气，才是目的。你把自己所在的这个办公室放大，有多大就放多大，道理都是一样。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转变，都可以从放不放火和放多大火中，嗅出味道。

既然是写历史，那就从历史上找类比。明朝有“空印案”，那清朝呢？清朝有“奏销案”，玩得比朱元璋还邪乎。被黜降的官员，被革掉功名的是秀才、举人和进士，多达一万三千余人。甚至，民间还出现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俚语。不就是催缴税款吗？有必要搞这么大动静吗？催缴税款，算得是经济账。但人家顺治皇帝、人家满清八旗，怎么可能只算经济账，而一定要算政治账。简单说就是：通过算经济账，跟江南缙绅算政治账，咱们一笔一笔地算，必须把你们这些人算得永世不能翻身。

不多说了，继续说空印案，以及朱元璋要拿“空印案”说什么事。

“空印案”的大概案情，非常简单，但需要详细交代一下。否则，理解不了大明官员到底有多冤。

按照明朝的行政流程，每年年底，大明的地方政府都要派人向户部递报钱粮收支的税款账目。

在明朝，这叫“考校钱粮”。地方政府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以及结余多少钱，皇帝和朝廷必须要知道。

在秦汉，这叫上计。地方官要将境内的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派人呈报给皇帝和丞相。

这种数目字管理，表面看是一种行政管理，而实质看则是一种统治。你只有盯着地方怎么算账，才能说你能统治了地方。记住这个定性，因为朱元璋的出发点就是统治的定性，而不是流程的变通。

大体的运作流程，看着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在古代无解，甚至现代也可能无解。

秦汉时，是皇帝和丞相亲自主持考核。明朝有了专业化的衙门，即户部主持考核。“考校钱粮”的要求是：户部的数据，省布政司的数据、府的数据和县的数据必须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即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哪一级、哪一项都不能差。

如果差了怎么办？

官僚制低头走流程。流程走不通，那就重新走。于是，地方造册，也就是地方政府算的账，会被驳回，然后重新算账、重新造册，再重新跑到户部报批。

但问题是：这些重新造的册是要盖印的。

到这个时候，就不是统治的问题了，而是技术的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在当时纯属无解。因为没有电报、没有传真、没有电话，还没有高铁。“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但凡折腾一次，今年数据还没报完，明年数据又要开始报。你就是弄死地方官，他们也无法完成。

但是，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上计这种事，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搞；到宋朝，已经登峰造极，堪比现代财务制度。所以，明朝官员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变通经验。

地方政府的报账人员，会带来若干盖有印章的空表格，现场出错、现场就改、改完再填、填完再报。考校钱粮的时候，朝廷的户部算多少、地方政府就填多少。这就相当于先打靶，打完再贴靶纸，自然分毫不差、枪枪十环。

这种灵活变通的手段，由来已久。

但是，这个行政“潜规则”被朱元璋发现了。而且，老朱不认历史的账、更不认流程的账，非要说大明官员集体舞弊。“考校钱粮”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地方政府。简单说，表面上是为了收钱，而实质上是为了统治。结果你们枪枪十环地不让监督，那监督还有什么意义？中央监督不了地方、皇帝监督不了官员，那还叫什么统治？

于是，大明首席检察官朱元璋，提起公诉：大明官员集体舞弊；然后，大明首席大法官朱元璋，做出判决：大明官员集体入狱。所以，这场官司，大明官员死活也打不赢。

以上就是“空印案”的大体过程。

尽管首席检察官是朱元璋、首席大法官还是朱元璋，但大明官员就不辩解吗？可以不请律师，但被告总要说话、锦衣卫也要问话。即便被告不说、锦衣卫不问，关进监狱就是打，但大明的丞相、御史呢？这些人总不能看着同僚活活冤死吧？

史载：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看来，丞相和御史真得统统闭嘴了，惹不起朱元璋这个活阎王。

但总有人要说话的，因为动静太大。皇帝肯定是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凡皇帝了解情况，那就不会发动“空印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臆测，而就是当时官员的想法。

“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于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把“空印案”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后世关于“空印案”的记载，都绕不过这个人的上书。

但是，有用吗？

根本没用。“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而空印者竟多不免”。上书的挨办、“空印”的不免。

朱元璋难道没能看懂郑士利的上书吗？

如果老朱看不懂，他会把郑士利薅过来猛揍一顿，然后接着看，一定要看懂为止。明朝有一个奇葩大臣，叫茹太素。这家伙的特点就是能写，动不动就来个万言折。有一次，朱元璋实在看烦了，就把这个人薅过来痛打一顿。但是，然后呢？然后，老朱接着看，文尾发现可取之处，还给采纳了。茹太素奇葩、朱元璋也奇葩，过是过、你写得太长，所以该打；功是功、你写得有理，所以采纳。

郑士利的上书，朱元璋看到了；上书不到万字，朱元璋看不烦；讲得也清楚，朱元璋能看懂。

既然是这样，那朱元璋到底安的什么心？

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有 1375 年、1376 年和 1382 年的不同说法。一般取 1382 年之说，因为这个时间来自《明史•刑罚志》。但这三个时间比较接近，所以不影响接下来的分析，只需要记住这个大体时间段就行了。

我们以这个时间段为聚焦点，然后往前、往后推，看一看此时的大明正在发生什么事。

1380 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由，发动了胡惟庸案。这起大案，前后株连 3 万多人，而且一直办到 1392 年。

在此期间，除空印案外，朱元璋还在 1385 年发动了郭桓案。这是一起举国反腐大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而且，郭桓案跟空印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官员能够随意涂改账册。这起案件之后，朱元璋将记账用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在胡党案后，朱元璋又在 1393 年发动了蓝玉案。胡党案，是丞相要造反；蓝玉案，是将军要造反。此案牵连诛杀一万五千余人，史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1380 年胡惟庸案、1382 年空印案、1385 年郭桓案、1393 年蓝玉案，这就是明初四大案。

明初四大案，不能分别看待。因为四起案件在时间上非常集中、在节奏上非常紧凑。它们不是一案刚结、一案又起的关系，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在时间上，还出现了叠加。

现在看来，朱元璋是为了杀功臣。

胡蓝案，的确打击了功勋集团。但空印案和郭桓案呢？而同时期，洪武十九年，即公元 1386 年，还有“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 1390 年，还有“罪妄言者”。这两起官场整风，连同空印案和郭桓案，统统不是打击功勋集团，而就是在打击官僚集团，甚至把老百姓拉过来一起打击。

朱元璋不是在办案，而是在放火。

胡蓝案，烧了功勋集团；空印案、郭桓案，烧了官僚集团。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凑成一个三吧，那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烧的是天下百姓。而且，这把火一直在烧，即朱元璋要以猛治国。

烧谁不是目的、放火也不是目的，那么，朱元璋的目的是什么？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这就是目的。

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风气，就是猛。对天下百姓猛，对官僚集团更猛，对功勋集团最猛。猛只是程度，内容是严。

因为元以宽亡，所以明以严惩。这就是朱元璋和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逻辑。

朱元璋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臆测过度了？这个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能成立吗？

纵观历代王朝更替，你会发现朱元璋不仅不是反应过度，而且是最合理、最应该的反应。

同时，也不是我们主观臆测过度。因为王朝更替统统都遵循这套逻辑。甚至，这套逻辑还在大明洪武朝被人清楚明白地点了出来。

点出这套逻辑的人，与朱元璋过从甚密。只不过最后的落脚点不是严，而是站高一个维度，站到了德这个层面。

对臣子来说，朱元璋这种主公堪称噩梦。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之人，就是方孝孺。跟煊赫之人搞关系，一般有四个途径：为其做事当徒友、与其合作当盟友、情投意合当恋友、志同道合做志友，方孝孺属于第四种。前三种，基本都被朱元璋干废了。志同道合，也就是说方孝孺与朱元璋立场一致、观点一致。

立场一致，就不用说了。方孝孺被灭十族，都是为了朱元璋所立的皇长孙、建文帝。观点一致，不是与朱元璋的大肆放火一致，而是与朱元璋的以严惩宽一致。

而佐证就是方孝孺的《深虑论》，为了说明问题，截取摘录如下：

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

简言之，就是：秦孤立而亡，汉惩秦之孤立；七国诸侯乱政，武帝惩汉之诸侯；王莽篡位代汉，光武惩哀帝、平帝之政；后世继续如此，曹魏惩汉、西晋惩魏。再往后，还有唐太宗惩武氏之杀其子孙（PS：这一条太违和，与行文逻辑完全不符），宋太宗惩五代割据之乱，于是强干弱枝。

前代王朝是因为什么亡国的，后代王朝就一定会惩之什么、戒之什么，即“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这是历代王朝标准操作。新王朝之一代风气，往往不是来自对前朝正确的继承，而是来自对前朝错误的纠正。

方孝孺发现了这套逻辑，也点明了这套逻辑。

但历史发展到明朝，毕竟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论你怎么纠正前朝错误，最后总归还是要亡国，而且亡国的原因根本不是你能算到和你想到的，即“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

于是，方孝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性的天命论，即“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进而为大明指出了出路，“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方孝孺的天命论，朱元璋大概率不信。因为老朱是个实干派。但是，实干派不是不关心未来，而是不能从超越性的层面来关心未来。老朱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一定关心未来，但实干着关心未来将会一头雾水，最后总要在超越性上寻找答案。所以，朱元璋属意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行事风格与老朱截然相反，却与《深虑论》暗合。后来的皇长孙建文帝，也是如此，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深虑论》的。

天命论和超越性的问题，不多说了，回到朱元璋和“空印案”。

元朝是怎么亡的？“以宽而失”，这是元朝的错误。那么，明朝会怎么办？以猛治国。大明洪武朝，是一个从严的时代。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从严？